第一次踏足这片土地时，我带了一只褪色的皮质行李箱和三十年没换过的羊毛围巾。海关人员用粘着咖啡渍的表格让我签字，圆珠笔在纸页上打滑的瞬间，我突然想起柏林公寓楼道里总也除不掉的霉菌味道。那时我的风湿还不严重，每周二下午给窗台上的天竺葵浇水，能看清每片绒毛叶子上跳动的光斑。
超市的自动门在我面前开合三次才敢进去，冰柜里排列整齐的肉制品包装闪着陌生的寒光。收银员小姑娘把零钱倒在我掌心时，食指的茧子蹭过生命线，和埃尔克在纺织厂做工留下的触感一模一样。隔壁越南杂货店的老板娘总往我袋子里塞薄荷叶，她说德语时卷舌音太重，让我想起年轻时在巴伐利亚乡间听到的捷克口音。
社区中心暖气开得太足，我的助听器在荷兰语培训课上发出蜂鸣。金发的社工姑娘用幼儿园老师式的夸张口型对我说："沃纳先生，这里不是终点站，是换乘站。"她指甲油剥落的边缘让我想起孙女莉莉安画坏的蜡笔画，那孩子现在应该能用完整的句子给我写电邮了吧？
上个月在公园长椅遇到土耳其裔的退休焊工，他掏出卷烟纸的动作像在拆解精密仪器。我们用混着五个国家语法错误的德语聊起各自故去的妻子，当他说到伊斯坦布尔海峡的渡轮会在雾天拉响两长一短的汽笛时，我毛衣第二颗纽扣的位置突然浸满了科特布斯秋雨的气息。
图书馆地下室的手风琴兴趣班总让我打瞌睡，塑料椅背抵着腰椎突出的位置，和慕尼黑中央火车站的长椅弧度惊人相似。当波黑来的音乐老师拉起《莉莉玛莲》时，整个房间的皱纹都在同步震颤。穿紫色罩衫的希腊老太太悄悄塞给我柠檬蜜饯，糖霜在舌面上融化的速度，恰巧与布鲁塞尔到法兰克福的高铁提速同步。
昨天在市政厅按手印领养老金的队伍里，发现前面老先生的大衣扣法和我一模一样——第二颗对准第三颗扣眼，这是东德军需厂出品的呢料大衣特有的错位美学。我们相视而笑时，晨光正切开移民局的大理石地面，那些游移的尘埃，既不像在柏林，也不在布鲁塞尔，倒像是暂时悬浮在某种流动的中间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