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宜昌江边的青石台阶上，望着对岸雾霭中的西陵山峦，忽然想起一张泛黄的旧照。照片里，葛洲坝尚未截断湍急的江水，江心洲上的巴茅草足有半人高，一群穿着硬领衬衫的日耳曼人站在木制趸船前，身后是即将顺流而下的柏木船队。那是1897年的早春，江风应当还裹挟着巫山融雪的寒意。
这些漂洋过海而来的德国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冒险家。当长江流域的航运权在《烟台条约》中被撬开缝隙时，汉堡航运公司的职员施密特带着三十箱测绘仪器来到宜昌海关。他的工作手册上潦草地记着："四月十七日，水银气压计显示海拔67米，比汉口落差高出43米。"这份报告后来成为德国外交部《扬子江上游通航评估》的重要数据，让更多德商相信这座峡江之城能成为深入中国腹地的跳板。
东山下巷残存的半座拱券门廊见证过这种交融的尝试。里希特夫妇在1903年创办的"三峡书院"或许是第一所用德语教授地理测量的学堂，当地纤夫的儿子们用砚台压住德文图纸，在老师要求下用宜昌方言描述三峡每处险滩的流速。这些学生长大后成了最早驾驶蒸汽火轮穿越巫峡的中国领航员，他们口中的"里师傅"始终改不掉施瓦本口音的官话，却能用筷子夹起最地道的萝卜饺子。
在万寿桥畔的天主教堂地下室，我抚摸过成摞的巴伐利亚蓝釉陶罐。1910年的圣诞弥撒记录显示，定居宜昌的德国家庭会在这天用郫县豆瓣熬制炖牛肉，配上恩施山民熏制的腊肠。战争阴云最终撕碎了这种微妙的平衡——当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的消息传来，科隆商人费舍尔在码头贱卖囤积的川盐时，仍不忘将八块川汉铁路优先股凭证塞进绣着梅花的手帕，托付给相识十年的船帮掌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