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慕尼黑街角的咖啡馆里，我望着玻璃窗上的雨痕出神。邻桌白发老人手中翻动的《南德意志报》沙沙作响，飘来若有若无的樱桃蛋糕香气，恍惚间像是看见七年前初到德国的姐姐——她攥着半旧的德语词典坐在同样的位置，睫毛在温润的奶沫蒸汽间轻颤，像株被移栽到黑森林的东方植物。
那年柏林墙遗址旁的移民局走廊，白炽灯管在她紧绷的肩线上切割出明暗交界线。我目睹她将精心准备的资料反复抽出牛皮纸袋核对，食指无意识摩挲着带有体温的结婚戒指。当玻璃窗后的签证官用带巴伐利亚口音的德语抛出第三个问题时，她脖颈泛起浅红，用磕绊的句法描述跨国婚姻的真诚性，窗台盆栽里孤零零的天竺葵影子爬上她泛青的眼睑。
租住在斯图加特某栋百年公寓顶楼的日子里，我常在凌晨听见阁楼传来窸窣响动。晨光里总能见到她蜷缩在堆满《明镜周刊》的旧沙发里，发间夹着荧光笔，被丈夫家族聚会上听来的南部俚语密密麻麻爬满笔记本。某个霜冻的清晨，我看见她赤脚站在结霜的阳台上，对着手机镜头反复调整嘴角弧度，直到视频接通瞬间绽放出灿烂笑容："妈，暖气开得足着呢。"
在西门子医疗的研发部，这位曾获长江学者称号的生物工程师在饮水机前攥紧马克杯，耳畔是同事谈论周末啤酒节的欢快喉音。那个改变一切的午后，当金发主管再次将她的技术方案念错姓氏，她忽然站起来，用清晰的高地德语说："或许我们可以用同位素标记法验证渗透率。"三十平方米的会议室倏然寂静，百叶窗缝隙里漏进的光柱笼罩她颤抖的指尖。
圣诞集市闪烁的肉桂星光下，我见证她第一次完整唱完《StilleNacht》。当邻居家的科琳娜太太将亲手编织的槲寄生花环戴在她发间时，融化在她眼中的不止是飘落的初雪。现在经过教堂广场时，她已能娴熟地将可回收垃圾分门别类，和回收站老先生讨论施瓦本方言里"Brötchen"的十七种变体。
去年深秋在莱比锡书展，当她用德英中三语完成新技术专利路演时，来自上海的访问学者惊叹这位女科学家的流畅。没人注意到她藏在讲台后的左手正死死攥着口袋里的银杏叶书签——十二年前母亲送她赴德时塞进行李箱的枯叶，叶脉里还凝结着长江边的晨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