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威夷的晚风裹挟着海盐气息穿过半开的木格窗时，我总会恍惚看见父亲握着毛笔的枯瘦手腕。他总爱用京都方言念诵俳句，和纸上的墨迹却洇出八重樱的轮廓，就像横滨三溪园里那些被海风侵蚀的石灯笼，明明雕着鹤龟呈祥的东瀛纹样，底座却爬满热带珊瑚的化石。
1926年的甘蔗田染红了我的童年记忆。火奴鲁鲁港的汽笛声里，穿着白麻短衫的父亲把移民登记证折成纸船，放进檀香山公立学校用来养金鱼的搪瓷盆。"我们要去真正的日出之地了。"他说话时食指在地球仪划过一道弧线，指尖最后停留的坐标不是东京，而是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蜿蜒的曲线。那年昭和天皇登基的烟花绽放在太平洋上空，母亲把祖传的九谷烧茶碗埋进火山灰夯实的后院，红白蓝三色移民箱里却塞满了凤梨罐头和印着Aloha字样的草编凉鞋。
虹口区的柏油马路在七月的烈日下融化成沥青沼泽，我的木屐齿痕里嵌满了法国梧桐的绒毛。南京路上的永安百货旋转门将穿着旗袍的售货小姐切割成万花筒碎片，她们用苏州软语叫卖英国饼干的模样，总让我想起夏威夷唐人街里那些别着玳瑁梳子的广府阿嬷。父亲在乍浦路开的小诊所挂着"东西药局"的鎏金招牌，候诊室里永远浮动着云南白药与汉方汤剂交织的云雾，玻璃药柜第三层却藏着印有白头海雕标志的阿司匹林药瓶。
昭和十二年春雨连绵的傍晚，母亲的织锦腰带在上海梅雨里生出青霉。她跪坐在榻榻米上擦拭祖父母照片时，收音机里的朝日新闻正在播送卢沟桥事变的最新战报。隔壁裁缝铺的王先生不再教我们说"侬好伐"，他的女儿把蝴蝶牌缝纫机踩得震天响，给十九路军赶制棉衣的滚边时，针脚总会刻意绕过我送去的和服布料。某个薄雾弥漫的黎明，我看见父亲把诊所的天平悄悄调向左侧，那枚本该称量汉方药材的铜质砝码，此刻正压着印有关东军布防图的蜡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