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风总在黄昏时分变得粘稠,裹挟着晒软的柏油气味漫过瓦莱塔起伏的街巷。我的祖母用枯树枝般的手指反复摩挲那方褪成奶油色的蕾丝披肩,纱线经纬里沉睡着四百年前热那亚水手的口哨声,而她用马耳他语絮叨的家族往事里,总掺杂着阿拉伯语的颤音与西西里方言的卷舌音。蓝窗坍塌的第七个雨季,我在澳大利亚内陆的红色荒原上烤着袋鼠肉,听见死海文书残片般的羊皮家谱在铁皮箱里窸窣作响——我们这些散落成星屑的马耳他子民,血液里永远漂着马耳他犬齿状海岸线的碎影。
圣约翰大教堂的镀金穹顶仍在每个礼拜日准时裂开,将上帝的碎金屑抖落在父亲被英国烟草熏黄的指甲盖上。1943年大围困期间出生的他曾是皇家船坞最年轻的焊工,却把童年封存在马萨什洛克港的彩色渔船里。如今在多伦多的地下室,他用藤条编织的捕鱼篓装着加拿大枫糖浆,墙上的十字军骑士徽章和女王肖像之间,悬着用马耳他石灰岩粉末调的蓝丙烯颜料涂出的圣母像。
当我在东京涩谷的玻璃幕墙上辨认出祖辈刻在姆迪娜石墙上的八角十字,突然明白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个悖论:地中海最小的群岛孕育的流浪基因,让每个马耳他后裔的舌根都结着海盐与火山岩的晶体。迁徙轨迹在地球仪上织出珍珠项链,而每颗珍珠内部都封印着金黄色的蜂蜜饼干香气,戈佐岛牧羊人小屋墙缝渗出的迷迭香,还有某个永远在等待归航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