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国际机场的抵达大厅里，安娜蜷缩在塑料座椅的角落，将羽绒服的拉链反复上下滑动。三个月前那场仓促的告别如同未愈的伤口——母亲的体温还残留在她发梢，父亲故作轻松的笑声混着慕尼黑初冬的冷空气渗进她肺里。此刻她攥着印有外管局标志的蓝色通知函，目光掠过电子屏上交替闪烁的德语和英语，突然意识到自己尚未学会用这门陌生语言称呼"家庭团聚"这个词组。
金属长椅上散落着来自叙利亚的糖果包装纸，土耳其老妇人膝头放着的南瓜派正散发肉桂香。移民办公室永远弥漫着咖啡与焦虑混合的气息，那些在号码机上按出B1-200数字的手指，都曾触碰过跨越山海的温度。递交材料时她听见柜员轻叹"Leiderunvollständig"（材料不全），这句宣判让她的肋骨发疼，仿佛看见六个月前母亲翻动泛黄的相册，在凌晨三点的台灯下逐页抚平相纸折痕的模样。
语言学校走廊飘着越南春卷的气味，波兰室友用磕绊的德语解释"Heimweh"（思乡病）并非真正的疾病。当安娜终于在市政厅窗口看到父母的居留许可时，才发现柏林市政厅的巴洛克穹顶下，无数移民正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和乌尔都语重新定义"家"的形状——父亲用中医推拿执照换取超市理货员的蓝色工装，母亲把武汉热干面改良成符合欧盟食品标准的街头小吃，他们用筷尖蘸着黑森林蛋糕上的奶油教德国邻居拼写"外公外婆"的中文发音。
社区中心的心理咨询师说第二代移民如同迁徙的候鸟，既不属于故土的季风带，又难以完全融入新栖息地的磁场。但安娜渐渐在跨年夜视频通话里发现奇迹：当斯图加特教堂钟声与武汉江汉关钟声同时敲响十二下，父亲学会用FaceTime滤镜给自己加上麋鹿角，母亲的手写德语信件里开始出现带湖北口音的感叹号，那些被海关审查过的包裹里，干豆角与圣诞姜饼早已完成了某种微妙的文化媾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