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成田机场，我拖着两个29寸行李箱跌坐在到达大厅的金属座椅上。消毒水混合着关东煮的味道涌进鼻腔，电子屏显示的18:47分在视网膜上留下青白残影。三十岁生日那天购买的樱花茶杯在随身背包里发出轻微碰撞声，忽然意识到这正是六年前第一次来语言学校交换时用奖学金买的那只。海关人员接过在留卡扫描的瞬间，指纹采集器发出滴的轻响，橡胶手套与皮肤接触的刹那凉意如此熟悉，却又分明触摸到某种流淌在时间褶皱里的陌异感。
便利店加热的明太子饭团在掌心跳动着暖意，我蹲坐在23平米公寓的榻榻米边缘，用记号笔在装泡面的纸箱上工整写下「资源ごみ」四个平假名。窗外的电线切割着东京的雾霭，某个下着小雨的清晨，路过区役所前突然被戴红袖章的志愿者塞了一本垃圾分类图鉴，翻开首页的温馨提示用三种语言写着：「您所在区域星期三回收不可燃垃圾，塑料瓶盖请单独拆下」。邻居独居的老太太每周在阳台晾晒被褥时，总会用竹竿轻轻叩击隔板示意我别忘记翻转被子，那些带着阳光温度的敲击声，成了我五十音图之外的第二种通用语言。
研究室的白炽灯管下，二十五岁的日本后辈正用敬语讲述着田野调查方案，他手腕上褪色的应援腕带与我的婚戒在灯光里偶有交错。教授突然问起我此前在北京某智库的工作经历时，握笔的指尖微微发颤，简历空窗期的三年原来早已化作可以兑换学术信用的辅币。午休时总去食堂三楼买师生优惠套餐的中国留学生们，大多会自然略过我混入的座位，直到某天被一句「姐姐你日语真好」打破次元壁，才惊觉年龄划开的鸿沟里涌动着更温润的潮水。
在罗森便利店值夜班的第三个周末，遇见了当年语言学校的泰国同学Nate。他胸前挂着某建设公司的工牌，结账时用带关西腔的日语解释现在负责新宿某改建项目。“这个年纪来，大家都得长出新的根须呢。”他说着往我的购物袋里塞了根巧克力脆皮雪糕，收银台扫描枪的红光扫过1992年的出生日期，货架上排山倒海的饭团在凌晨三点泛着温柔的冷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