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的阳光穿透薄雾，在加勒比海的波涛上洒下细碎金箔。我半跪在甘蔗种植园遗址的青砖地面，左手搂着五岁女儿的腰，右手调整自拍杆的取景框。十二岁的儿子忽然拽住我的衬衫下摆，镜头摇晃间定格下他指着海平面外尼维斯峰时闪亮的眼睛。风掠过四百年前殖民者栽下的棕榈树冠，将妻子的遮阳帽吹落在满地石栗花之间，婴儿车里的小女儿突然咯咯笑出声来——这张最终没对好焦的全家福，却意外凝固了所有喧哗与悸动。
圣基茨的每个清晨都像被热带季风重新漂洗过。当我们站在硫磺石要塞斑驳的棱堡上，透过十八世纪铸铁炮管望见四代人相似的眼眸时，突然读懂了英国管家后裔那句戏言："这里的时间是蜂蜜，黏住三代人仍能拉出金丝"。八旬祖父翻出泛黄的1952年殖民政府批文，发脆的纸页上赫然压着相同的灯塔海岸线，只不过当年祖父攥着通商许可独自前来，如今我们全家人赤脚踏着同一片温热的黑沙滩。
加勒比潮水漫过脚背的午后，妻子总要把三个孩子按顺序摆放在桅杆酒店的彩虹拱门下。去年今日的照片里，女儿们裹着鹦鹉螺花纹的襁褓，而今她们已能用沾满沙粒的小手举着木槿花追逐浪花。我发现每个孩子面向镜头的笑容都在蜕变：长子从怯生生攥着爷爷的文明杖，变成主动帮游客校正三脚架的小向导；次女学会用克里奥尔语向卖椰子的老妇人问好时，眼角那道晒伤的红痕格外鲜艳。
暮色爬上基督山脊的时刻，全家挤在薄荷绿的老式甲壳虫车后座，司机播放着钢鼓版本的《茉莉花》。后视镜里悬挂着十五个夕阳——我们每周往返移民局和学校的车轮印，都镀上了火山灰的淡紫色。副驾驶座上摞着尚未拆封的永居证件，塑封膜反射着玫瑰色云霞，某个瞬间竟与孩子们上个月在雨林瀑布前抛起的彩虹水花重叠。此刻婴儿浅金色的发梢扫过文件袋，我突然看清所有奔波的意义：那些移民律师函上的烫金徽章，终将化作相册里某个生日派对上闪亮的蜡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