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十月末的雨总带着铁灰色的重量，玛琳娜在跳蚤市场的尼龙棚下数硬币，指尖触到掌纹里渗进的柴油味道。来德国第七年，这种混合着机械车间与土耳其烤肉的气息早已渗入肌理，如同金属件被淬火后改变的分子结构，变得无法彻底清洗。八平方米的阁楼窗前挂着保加利亚母亲给她的护身符，浸着黑森林的潮气变得绵软，十字绣边缘爬满青霉斑点。
她工作的汽车配件厂最近改用全自动化产线，工长将解聘通知书递来时，眼角的皱纹像莱茵河支流般微微发颤。工厂休息室的自动贩卖机吞下最后一枚欧元硬币，玛琳娜想起初到慕尼黑时在廉价语言班的日子，粉笔灰飘落在动词变位表上，伊朗裔教师总把"Integration（融入）"的重音读在第二个音节，仿佛这个词本身就需要重新组装。
移民局的石膏墙面上留着无数指甲抓挠的暗痕，十三号窗口的职员第五次要求补充祖父母的出生公证。穿纱丽的印度女人正在角落里教孩子用巴伐利亚方言拼写自己的名字，卷舌音在喉间翻折成奇怪的直角。地铁隧道传来手风琴声，吉普赛艺人将勃拉姆斯协奏曲拉扯成碎片，琴盒里的欧元硬币在震动中跳着胡旋舞。
二手书店的波兰老头说德语文学界最近流行起"拧螺丝工体"，那些东欧作家用气动扳手般的语言拆解词根，把主从句打磨成精密咬合的齿轮。玛琳娜翻开一本卷边的旧书，油墨里浮出故乡村庄教堂的洋葱顶，铅字却在潮湿空气里洇成黑森林的雾。收银台旁的电视正在播放大选辩论，极右翼政客的喉结在镜头前剧烈抖动，像卡住的活塞阀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