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人员流动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特征。根据日本法务省出入国在留管理厅近年公布的统计数据，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吸纳的中国籍移民中，原户籍地高度集中在中国的五个城市：福建福清与长乐占在华裔移民群体的37%，东北沈阳占19%，浙江温州占13%，上海和北京分别占9%和7%。这种移民流向的集中性，折射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复杂的社会网络迁移规律。
地域性迁移链条的形成，本质上是移民社会资本的代际传递。福清和长乐自19世纪便有赴日经商的传统，1899年长崎华侨同乡会登记簿显示，闽籍商人已占当地华商总数的65%。上世纪80年代，日本出台"就学生"签证政策，福清人通过亲属关系网络，将服装加工、餐饮服务等低端产业的就业机会转化为群体迁徙的突破口。如今池袋、西川口的福建社区已形成从语言学校、房屋中介到汇款机构的完整生态链，新移民抵达东京48小时内即可完成安顿。
产业结构转型催生的技术移民潮，重构了城市选择逻辑。2008年日本推出"高度专门职"签证后，沈阳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日语教育中心，计算机、机械工程等专业人才开始规模化流入名古屋制造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近十年生源数据显示，来自东北三省的学生占比从12%上升至31%，父母多任职于汽车零部件企业。这种技术迁徙与日本少子化背景下劳动力缺口形成精准匹配。
移民城市的功能分化正在形成跨国双城生活模式。上海移民更倾向选择东京港区、千代田区等核心商务区，45%从事金融、贸易行业，保持着与陆家嘴金融机构的频繁业务往来。温州商人则在大阪建立小型商品批发中枢，通过义乌—关西物流专线实现"周末商人"的候鸟式经营。这些群体通过卫星办公室、远程办公系统，在东京湾和长江三角洲之间构建起经济闭环。
这种移民地理格局对中日社会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神户南京町、横滨中华街等传统华侨社区出现文化断层，新生代移民更倾向散居都市圈而非聚集居住；另一方面，福清江阴港对日跨境电商年均增长24%，移民网络正在转化为跨国贸易新通道。日本总务省预测，到2030年掌握中日双语的第二代移民将突破80万，这群"桥梁人口"或将重塑东亚经济协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