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林郊区的公寓楼里，透过双层玻璃窗望出去，梧桐树光秃的枝桠正在雨雾中簌簌发抖。我握着的马克杯里，红茶早已冷却，指尖摩挲着杯壁印制的"BürokratiefürAnfänger"（官僚主义入门指南）——这是三个月前市政厅工作人员塞给我的手册，此刻正静静地躺在餐桌角落，封面已经被咖啡渍晕染出浅褐色的地图。地铁从远处高架轨道划过时的震颤顺着地板传来，让我想起刚抵达慕尼黑中央火车站的那个清晨：拖轮行李箱的滚轮卡进月台缝隙的狼狈，电子屏上密集闪烁的德文站点名称，以及月台上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对着手机怒吼"Scheiße!"时飞溅的唾沫星子。那个瞬间，耳畔呼啸而过的ICE列车裹挟的不仅是莱茵河谷的风，更是一个庞大精密的社会机器运转时特有的金属寒潮。
每周四的德语课上，我们这间由旧厂房改造的教室总会上演当代移民的荒诞剧。哥伦比亚程序员在手语和谷歌翻译的交织中，向突尼斯护士解释如何区分阳性的"der"与中性的"das"；乌克兰少女在家庭作业本里密密麻麻记下房东太太对垃圾分类的九十七条具体要求；我的日本邻居随身携带的单词本扉页，赫然写着"ImZweifeldenDeutschenRechtgeben"（存疑时请承认德国人是对的）。当讲台上的老师用夸张的肢体动作演绎"Ordnungmusssein"（必须守序）时，窗外工厂教堂的钟声恰好敲响，惊飞一群栖在生锈防火梯上的灰鸽。在这个被36种语言割裂又重组的空间里，每个破碎的德语音节都成为撬动新生活的支点。
市政厅E座307室的等候区，浅绿色墙漆正以每年1.2毫米的速度剥落。当我第17次递上公证过的出生证明时，办事员FrauSchneider镜片后的瞳孔突然闪动起奇异的光："您的曾祖父出生在东普鲁士？"这个被尘封在族谱夹层的地名，此刻正从她佩戴的1945年前德疆域图胸针上苏醒。三周后的归化仪式上，镇长将用带萨克森口音的德语宣布我成为联邦第823471位新公民，而我的手掌按在《基本法》封面的烫金十字徽章上时，分明触碰到家族姓氏里那个消失七十年的"von"正在悄然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