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烤箱里的苹果派开始散发第三波焦糖香气时，莱拉终于从抽屉深处翻出了那张泛黄的纸片。她的手指抚过圆珠笔晕开的土耳其语字迹，四十年前母亲攥着移民局发放的《文化适应指南》降落在法兰克福时，大概没想到女儿会在多特蒙德的公寓里，用希腊酸奶替代了缺货的Kaymak奶油来搭配果仁蜜饼。
雨水正沿着十九世纪的老窗棂蜿蜒而下，在玻璃上划出与幼年临摹过的阿拉伯花纹惊人相似的曲线。莱拉想起上周超市收银员第三次将她的购物卡误认为积分卡时，脱口而出的"Entschuldigung"里仍黏着伊兹密尔方言的尾音，像红茶里顽固沉在杯底的白糖颗粒。
餐桌对面，五岁的蒂莫摆弄着乐高小人，金色发梢垂落的角度和他土耳其裔父亲如出一辙。孩子用幼儿园刚教的德语童谣打断了她的思绪："妈妈，为什么外婆总说我们住在世界的折页上？"橱柜里那套釉色深浅不一的瓷杯轻微颤动，柏林墙倒塌那年出生的莱拉突然意识到，母亲用半生冲泡的土耳其咖啡，沉淀的从来不是宿命，而是总在沸腾的迁徙之路上，那份被不断重新定义的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