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的玻璃幕墙前，哈出的白雾在零下十五度的空气里凝结成细小的冰晶。行李箱轮子碾过融雪剂留下的白色轨迹，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极了老家阁楼里那台老式收音机调频时的杂音。我下意识紧了紧羊绒围巾——母亲临行前熬夜织就的针脚此时正硌着下巴，提醒我这片覆盖着枫糖浆与积雪的土地，即将成为我们第二个需要重新学习呼吸的地方。
最初三个月像被塞进滚筒洗衣机的毛衣，在文化差异的漩涡里反复浸透、拧干。女儿带着拼音注释的作业本上，Mrs.Thompson用紫色荧光笔勾出"Sorry"和"Thankyou"的使用频率："每天说三十次是及格线"；超市冷柜前，戴着彩虹袖章的白发奶奶教会我辨认不同颜色的回收垃圾桶，临走时往我的购物车塞了包枫叶形状的饼干；而当我终于弄明白TTC地铁票需要自觉打卡时，身后的建筑工人用沾着水泥灰的手掌抵住正在闭合的闸机，黑曜石般的眼睛在安全帽下闪着光："WelcometoCanadaeh？"
冬至那天，社区中心发放的移民手册里掉出张手工书签，背面用七种语言写着"你不是孤岛"。礼拜三的ESL课堂上，叙利亚医生、菲律宾护士和乌克兰程序员轮流描述着家乡的月光，所有人都在元音与辅音的缝隙里寻找着共通的重音。暴风雪封路时，印度邻居送来咖喱角的手势，与上海弄堂里隔着防盗窗递来的粢饭团惊人地相似。
如今当我在市政厅举起右手宣誓入籍，指甲恰好掐进当年机场栏杆留下的浅印。窗外四月的冻雨正唤醒沉睡的郁金香球茎，女儿校服口袋里装着枫糖浆和幸运饼干——这份混杂的甜蜜，大约就是落地生根的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