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下午的雨把南山路浇成宣纸上的水墨画，我蹲在书房整理最后一批藏书时，闻到西湖龙井蒸腾的水汽正穿过门缝。丈夫把德国总部调令平铺在茶几上，那张浸着慕尼黑阳光的A4纸，此刻正在江南梅雨季的潮湿里慢慢蜷曲边角。
玄关纸箱里躺着八十四封未寄出的信，火漆印章上还留着平海路老银匠的錾痕。邻居赵阿姨送来自己晒的笋干，玻璃罐内侧凝着杭帮话的水珠：“囡囡记得到雪天泡汤用，德国哪有我们虎跑水......”她转身时蓝布衫扫过院里的桂花树，香屑落在我装青瓷杯的泡沫箱上。
法兰克福海关的X光机吞吐着我们的旧时光。工作人员对着显示屏蹙眉，指着某个灰白色块问这是什么珍稀菌类，丈夫用结巴的德语解释那是杭州知味观的荷叶糯米鸡。慕尼黑新家的阳台正对着市政厅哥特式尖顶，我却在每个清晨五点准时被生物钟唤醒，恍惚间总觉得该踩着自行车去买刚出锅的葱包桧。
地下室里最后拆开的纸箱飘出若隐若现的檀香，那尊从灵隐寺请来的木雕菩萨，此刻在巴伐利亚的暖气片旁静默。我摸着袈裟褶皱里残余的香灰，突然听见丈夫在厨房打翻醋瓶——他正手忙脚乱调试新买的电饭煲，试图复制楼下早餐店的粢饭团，而窗外的伊萨尔河正倒映着陌生的星空。
市政厅寄来的垃圾分类手册第七页折着角，铅字在荧光灯下晕染成河坊街灯笼的光晕。当丈夫终于学会用巴伐利亚口音说“GrüßGott”，我在市立图书馆中文区发现本泛黄的《梦粱录》，借书卡上有道蓝墨水的划痕，像极了我晨跑时在英国花园遇见的那条翡翠色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