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基茨的清晨总带着一丝咸涩的海风，推开雕花木窗时，四十米外浪花拍打礁石的声音便混着面包果的香气涌进来。我摸着窗框上被盐分侵蚀的斑驳痕迹，想起三年前那个蜷缩在北京国贸办公室加班到凌晨三点的自己——中央空调的嗡鸣声中，电脑屏幕蓝光映着六份不同格式的移民评估表，而此刻触手可及的海平面正泛着细碎的金光。
加勒比海的热带阳光具有某种魔法般的蚀刻力，它把我在跨国会议中训练出的紧绷语法逐渐融化成克里奥尔英语的婉转尾音。某个税务申报截止日的深夜里，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站在市政厅彩色玻璃穹顶下，左手拎着刚出炉的椰子法棍，右肩挎包里装着贴满荧光标签的移民法典，远处教堂钟声惊起一群火烈鸟，粉红色的羽翼掠过戴着英国女王头像的邮筒。这种时空错位的荒诞感，在看见超市收银员胸牌上"第三代华裔"的字样时达到顶峰——她的曾祖父或许和我祖父一样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震颤，而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共享同一片甘蔗林间升起的月亮。
移民律师常说的"身份转换"绝非文件袋里那本墨绿色护照的重量，当我站在尼维斯峰云雾缭绕的观景台，突然看清那个在北京永远倒不过时差的自己，不过是蜷缩在钢筋混凝土外壳里的寄居蟹。如今贝壳内侧已生长出热带藤蔓植物的纹路，每当飓风季的雨水敲打屋顶的波纹铝板，那些曾被CBD玻璃幕墙阻隔在外的星光，此刻正顺着雨帘流进我种满九重葛的庭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