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铁皮车厢摇晃着碾过结冰的铁轨，我在膝头铺开皱巴巴的信笺，借着车窗透进的晨光写下第一行字：“母亲，满洲的土地上有您喜欢的山茶花。”
墨水在低温下凝滞，钢笔尖在纸面划出断续的划痕。吉田太太从隔壁座位侧过身来，用铝制水壶里的温水替我化开墨块，她枯瘦的手指擦过我手背时，我看见她指甲缝里还沾着名古屋老屋门前的红粘土。自从三个月前随第五批开拓团渡海而来，我们这两百多人就像被移植的稻秧，扎进覆满霜雪的陌生黑土。
火车鸣笛穿过雾凇林立的旷野时，车厢后部突然爆发出婴儿啼哭。年轻的杉本夫人慌忙解开襁褓，露出她缝在婴儿肚兜里的三片樱花标本——这是临行前夜，她将庭院里那株百年古樱的落花焙在宣纸里，贴着心口带来的故乡。老兵佐藤突然站起来对着窗外行军礼，他的旧军装左胸位置有块泛白的方形印记，那里原本缀着一枚被体温磨得发亮的护国神社御守。
当列车在奉天临时停靠，六个朝鲜劳工抬着裹草席的尸体经过月台。松本家的双胞胎小姑娘正在分食最后半块牡丹饼，白砂糖的碎屑沾在她们褪色的碎花和服上。我忽然想起离村那日，町内会的干部用红漆在我们每户门楣画上旭日旗时，邻居阿婆追着火车塞给我的千人针——那缝着九百九十九个女人祈愿的布条此刻正硌在我腰间，她佝偻的身影还立在记忆中的月台上，与此刻车厢里此起彼伏的《君之代》吟唱声绞缠成结。
风雪扑打车窗的黎明，抱着三弦琴的艺伎突然哼起《荒城之月》。曲调拐过第三个音节时，整节车厢的抽泣声变得比火车头的蒸汽还要汹涌。我突然看清信纸上晕开的不是化开的冰晶，而是自己落在“山茶花”三个字上的泪痕——这个季节的满洲原野，本该绵延的应该是我从未见过的罂粟花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