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绽放的季节，我坐在东京品川区役所的玻璃窗前填写入境申请表。黑色签字笔悬停在"紧急联系人"一栏上方，笔尖渗出的墨渍在樱花纹样的便签纸上洇成乌云。五米开外的消毒液气味刺得鼻腔发痒，酒精挥发形成的薄雾中，工作人员模糊的身影犹如浮世绘中褪色的幽灵。
落地窗外飘过印着紧急事态宣言的氢气球，红色警示灯在阴云密布的天空下有规律地闪烁。我下意识摸向胸前的KN95口罩，指腹触到内衬里小心缝制的抗菌滤芯。三个月前收到入国管理局补交材料通知时，大阪单日确诊刚突破八千例，邮局停发了所有国际EMS快件。当我在上海浦东机场的国际邮包受理处递交防泼溅文件袋，透明包装里的《誓约书》和《活动机关调查报告书》吸饱了酒精喷雾的水汽，油墨在湿热空气里晕开淡淡的水痕。
疫苗接种证明上凸起的钢印数字硌着掌心。在涩谷保健所排队接种第三针加强针的那个清晨，防护面罩内侧凝结的雾气让视野蒙上毛玻璃的质感。手持号码牌的印度工程师将申请表折成纸船，在等待区的塑料椅上反复摩挲折痕。他手腕内侧露出临时纹身贴的数字条码，在大阪方言的播报声中时隐时现。
厚生劳动省的追踪系统每隔四小时震动一次。入境第二十二天，我的在留卡芯片突然触发定位警报。穿着防护服的巡查员举着透明挡板出现时，我正在池袋民宿的阳台上晾晒反复水洗的隔离服。紫外线消毒灯的紫光在填错的申请表复印件上游走，把"预定滞留期间"栏里涂改三次的日期照得发蓝。
成田机场检疫通道的强化玻璃阻隔了所有声波。当工作人员隔着电子屏确认我的《调查票》时，机械臂从传递窗送来装裱在防菌袋里的在留许可。塑料薄膜表面冷凝的水珠沿着汉字签证的笔画滚动，将"特定活动"四个字的轮廓洇染成东京湾的雨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