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窗外的樱花第三次飘落成雪时，我终于在医疗账单的碎纸机轰鸣声中承认，自己跪坐在榻榻米上折叠的从来不是千纸鹤，而是被签证期限裁切得支离破碎的生活。四月清晨总混着樱饼的甜腻与医院走廊的药水味，像块半融化的羊羹卡在喉咙——这便是我在东京学会的第一种"和式美学"：用俳句的留白包裹生存的窘迫，将疏离感烹煮成令人艳羡的茶道仪式。
记得三年前在浦东机场挥手告别时，行李箱里装着整套《菊与刀》和京都清水寺的枫叶标本。如今那些书页早已被区役所的印章覆盖，而压在微波炉便当盒下的，是二十三张未回复的町内会通知，以及便利店打工时被客人用敬语刺伤的黄昏。人们总说日本社会像台精密的自动贩卖机，却鲜少提及异乡人要学会用多少枚五百日元硬币，才能兑换到一句不带温度的空洞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