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刺骨的寒风中拖着两个塞满衣物的行李箱走出多伦多皮尔逊机场时，我看了眼手机：零下15度，体感温度零下23度。呼吸间凝结的白雾模糊了导航路线，地图上显示最近的汽车旅馆还需要步行1.2公里。妻子缩在单薄的羽绒服里，怀里五岁的儿子突然哭喊着要回上海的家，说这里的雪踩起来像会咬人的沙子。
那是我三年前以联邦技术移民身份登陆的第二天，账户里存着折算成加元后突然缩水五倍的毕生积蓄。中介曾展示的“宜居天堂”滤镜，在连续被七家公寓拒绝看房时彻底碎裂——本地房东盯着我们毫无信用记录的报告，像扫描偷渡客似的反复确认临时电话卡号码。最后租下的地下室总飘着潮湿的霉味，清晨总被头顶传来的吸尘器轰鸣惊醒，而每月租金比原先中介承诺的“合理预算”高出了整整800加元。
语言测试接近满分的成绩单并没有缓解我在加油站便利店打工时的窘迫。某个暴雪夜，当醉醺醺的顾客把硬币扔在地上喊着“Gobacktoyourcountry”，我蹲下捡钱时听见脊椎发出脆响，却不敢使用当月最后一张理疗保险券——三天后还要带儿子去看蛀牙。收到第一张工资单时才发现，扣除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的自缴部分，时薪实际比安省最低标准还低2.3加元。
真正击碎幻想的瞬间发生在超市冷冻区。我捧着手机对照特价牛排和冷冻蔬菜的价格，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上海话：“这种牛肉筋膜太多，合人民币要八十块一斤呢。”转头看见母亲曾经的牌友王阿姨，她肩上的爱马仕丝巾与购物车里临期折扣标签形成荒诞对比。第二天在华人教会的地下室，十九个新移民家庭分享着相似剧本：国内的程序员在用Python帮披萨店优化配送路线，中学教师考下了锅炉工牌照却在焊接车间被烫伤手背，所有人都在反复练习那句“I’moverqualifiedbutwillingtolearn”。
转折出现在去年深秋的社区图书馆。当我用谷歌翻译逐字对照《雇佣标准法案》时，邻座的白发老者突然用广东话问：“后生仔，要食肠粉吗？”这位早年从越南逃难来的老先生，教会我用加拿大人特有的维权方式：给省劳动厅写申诉信时附上便利店监控视频刻录盘，把老板克扣的工资追讨回来后，用补偿金报了红河学院的汽车维修证书课程。
如今我的工作台上摆着泛黄的《联邦技术移民评分表》，那些曾经被神圣化的雅思分数和学位认证，在真实的生活褶皱里已经卷了边角。儿子在操场和不同肤色的孩子发明出混合三国语言的足球规则，妻子终于不再每天换算物价而是专注经营她的手作网店。雪落在家门口枫树梢时，我常想起初来时房东说的那句俚语——“加拿大给每个人的第一份礼物都是耳光，但第二份会是热可可。”确实，当我在零下三十度成功帮邻居老约翰发动抛锚的皮卡时，他塞过来的TimHortons咖啡杯上结着冰碴，甜度却比任何网红奶茶都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