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深秋的一个清晨，一艘来自长崎的货轮缓缓停靠在大连码头。甲板上挤满了身着素色和服的日本女子，她们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下陌生的港口建筑，把怀里熟睡的婴儿往胸前搂得更紧了些。空气中漂浮着煤烟与咸腥的海水气息，远处传来伪满洲国警察用日语指挥卸货的吆喝声，让这些在军国主义政策感召下"开拓新天地"的家庭主妇们突然意识到：那些描绘着广袤黑土地与富饶农场的宣传画，终究不会告诉她们脚下的土地浸润着多少中国人的血泪。
当关东军的铁蹄碾过东北原野，这些梳着传统发髻的身影也成为了殖民机器上的特殊零件。根据1936年日本内阁颁布的《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每个武装移民团的标配是每户配备一名成年男性及其家属。看似柔弱的女性移民实际承载着双重使命：作为生育工具确保日本人口的永久占领，以及以"大和抚子"的贤淑形象粉饰侵略本质。在佳木斯的"弥荣村"，妇女们白天跪在泥地里收割高粱，晚上必须参加日语教师速成班，将天皇画像悬挂在每间教室的正中央，强行抹去当地学童对于母语的记忆。
然而真实的生活远比《满洲开拓》杂志的彩色插页来得残酷。寒冬腊月里，来自九州的移民妇女松本芳子蜷缩在漏风的木屋里，用浸透泪水的家书记录着生活真相："三个月前病死的女儿埋在第八开拓团的墓地，上周丈夫被抗联的子弹击中再也没有回来，那些说要带我们回故国的官员早就不见踪影。"当关东军溃败的号角在1945年吹响，超过八万被称作"大陆新娘"的日本女性滞留在燃烧的东北平原上，她们的故事在殖民史的褶皱里层层叠加，最终化作鹤岗郊外那些刻着片假名姓名的无名墓碑。
六十年后，某个东京留学生在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档案馆里，翻开了泛黄的伪满时期户籍册。发黄纸页上工整排列的日文名字背后，是1934年从长野县迁移到方正县的野田一家，是1940年在东宁"报国农场"生下双胞胎的山口夫妇，也是更多被历史洪流吞没的普通人命运。当殖民者的妄想在战火中化为齑粉，这些飘零异乡的普通妇女，既无法代表军国主义的罪恶，却又不可避免地成为侵略历史的血肉注脚。她们被时代的飓风裹挟至远方，又在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以"残留妇人"的身份承受着双重的历史创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