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美的湿气浸透了门廊的每一寸木板。我搁下喝了一半的马黛茶，金属吸管与葫芦杯壁相碰的声音惊飞了棕榈树上的绿鹦鹉。这些本该清脆的声响总是沉闷地悬在空气里，像块浸饱水的羊毛呢子——十五年前我在不来梅码头卸货时，雨水也这样浸泡父亲的工装裤，而现在他的骨头大约正躺在阿根廷的泥土下发胀。
腐烂的芒果甜香突然刺进鼻腔。我揉碎一片柠檬马鞭草叶，试图覆盖这永远盘桓不散的发酵气息。普鲁士森林的松针不该混合着亚马孙蚁穴的土腥，可我的胡桃木橱柜确实在雨季长出了青苔，铜烛台也染上了孔雀石绿的锈斑。当年缝进衣褶里的莱茵河沙砾，如今全变成了查科平原的红土，染得亚麻衬衫再也洗不净。
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褪色的背带裤扣，这是斯图加特老皮匠最后打制的铜纽扣。那些在霜冻清晨给葡萄藤缠草绳的日子逐渐稀薄成幻影，倒是烈日下收割马黛茶叶时脊背灼烧的疼痛愈发清晰。怀表在胸袋里沉默地发潮，父亲临终前拧紧的发条终究敌不过潘帕斯的湿气，就像我们带来的黑麦种在第七个旱季彻底绝了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