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雪粒簌簌地撞在候机厅的玻璃上，母亲攥着我们的登机牌，指尖泛出青白色。十二岁的我抱着七岁的弟弟，闻着他后颈上残留的汽油味——那是父亲修车行里经年累月渗进皮肤的味道，此刻正在中央空调的热风里慢慢挥发。弟弟的小手蜷成拳头缩在袖口，像只固执地缩在壳里的蜗牛。
多伦多的冬天用零下二十度的风掀开我们的衣领。房东太太的旧公寓里，暖气片发出的嗡鸣总在半夜戛然而止。弟弟裹着从国内带来的珊瑚绒毯子，在双层玻璃凝满冰花的清晨，用食指在雾蒙蒙的窗上画连环画。他用三根波浪线代表母亲在华人超市卸货的背影，用歪斜的正方形画我踩着板凳炒土豆丝的侧脸，最后总要画个顶着乱发的笑脸小人，说是梦见父亲在机场挥手的样子。
开学第一天，弟弟被金发男孩掀翻了午餐盒。黏着芝麻的饭团滚落在走廊地毯上时，他突然蹲下来，用油性笔在对方雪白的运动鞋侧面画了只喷火龙。教导主任办公室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我看着弟弟藏在背后的手指，指甲缝里还留着火龙翅膀的橘色颜料。那天之后，总有小女孩攥着糖果来换他作业本角落的涂鸦。
而我在这座灰蓝色调的城市里，笨拙地把自己折叠成适合每个缝隙的形状。当杰森说我书包上挂着的平安结像缠在一起的彩色虫子时，我摘下眼镜擦拭水雾，笑着说这是中国龙的鳞片。直到某个雪夜，我在图书馆替邻座解开三角函数方程，他蓝灰色的瞳孔突然亮起来：“你脑子里有台计算机吗？”那时我才发现，母亲的拿手菜香气会攀着通风管道飘进不同肤色的邻居家，父亲教我的珠心算口诀能在黑板上开出另一种形式的花。
二月暴风雪封路的那天，弟弟用红色毛线在客厅地板上铺出歪扭的生肖蛇。我们围着这条足有两米长的“中国龙”踩雪印，房东太太端着热可可推开门，忽然哼起荒腔走板的《茉莉花》。暖黄壁灯下，三个不同颜色的发旋低垂着拼凑记忆中农历新年的轮廓，窗外的极光正在云层后泛起翡翠色的涟漪。
现在弟弟的帆布鞋永远沾着水彩颜料，我的课本里夹着数学竞赛报名表。每周视频时，父亲会指着身后刚修好的特斯拉问要不要给我们留辆二手车。母亲总在镜头外急急地补充，说超市新进了螺蛳粉。挂断前最后十秒，照例能看见四张挤在手机屏幕里的笑脸，背后是开裂的墙纸上，弟弟去年画的合家欢——他把多伦多的CN塔和家乡的防汛纪念碑并排立在云端，两道影子在画纸边缘融成同一道温柔的弧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