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淅淅沥沥地敲打着柏油路面，将街角的面包店招牌晕染成一团模糊的灰蓝色。我端着滚烫的红茶杯站在三楼公寓的窗边，看着水雾从杯口蒸腾而起，在玻璃上凝成细密的水珠。这样的雨总让我想起伊斯坦布尔渡轮靠岸时溅起的浪花，可这里没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咸涩的海风，只有法兰克福冬日特有的、渗入骨髓的湿冷钻进毛衣的针脚。
暖气片发出轻微的嗡鸣，混合着楼下土耳其超市传来的茴香酒气息。这栋建于六十年代的老楼里住着七个国家的呼吸声：波兰电工的榔头声总在周六清晨七点准时敲响，叙利亚裁缝的缝纫机会在午夜继续呜咽，而我书桌上的那包来自安塔利亚的咖啡粉，是母亲上月寄来时在海关滞留了整整两周的皱褶包裹。信箱里躺着昨天收到的市民德语课结业证书，塑料封皮下我的姓氏“Yılmaz”被系统自动转写成“Yilmaz”，最后一个字母的小勾如同被剪断的风筝线，孤零零地悬在联邦移民局的公章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