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头无标题）
清晨的阳光穿透椰树叶，细碎地洒在我赤脚踏着的红土上。母亲常说，我们的血统里掺着火山灰和珊瑚砂，所以生来就该踩着大地歌唱。远处教堂的白墙在海风中褪色，孩子们用蹩脚的英语喊我的瓦努阿图语艺名"Tawi"——这个词在比斯拉马语里本意是"潮间带"，如今被印满街头涂鸦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来的旅游巴士并行在维拉港曲折的海岸线上。
昨夜演出现场的荧光棒还在视网膜深处发烫。当我抱着亲手雕刻的纳姆巴鼓走上奥克兰体育馆的舞台，三万人的声浪像极十二岁时遭遇的飓风帕姆。那场风卷走了学校的铁皮屋顶，却把英国传教士留下的管风琴声卷进了我的生命。十八岁在塔纳岛采集祖先战舞音调时，阿瓦酋长用赭石在我胸口绘制的波浪纹，如今用可水洗颜料重现在每次巡演的后台。
有人问我如何将卡瓦仪式中的竹哨颤音与电子混响交融，其实答案就藏在埃法特岛礁湖的涨落里——祖父摇着独木舟教我辨认七种潮汐声时说过："当你发现所有声音都在同一条水流里旋转，就知道该怎样编织旋律了。"我的工作室至今保留着用露兜树叶包裹的录音设备，那些被录制的海浪声里或许混着百年前被贩卖到斐济的黑鸟（Blackbirding）劳工的呜咽。
上个月在巴黎慈善义演，我把拍卖定制尤克里里的收益换成四台风力发电机，此刻应该正旋转在彭特科斯特岛的山丘。那里有群赤脚踩着火山岩跳舞的女孩，眼睛比我儿时在丛林里追逐的萤火虫更亮。她们不知道，十年前那个用母亲裙摆改制头饰、在村口歌唱节第一次登台的少女，正是听着同样的海浪声，在茅草屋里用卫星电话联系上了新西兰的制作人。
暮色渐浓时，港口传来货轮低沉的汽笛。我裹紧印着国花九重葛的披肩，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挂满贝壳项链的麦克风。这具承载着六十八种方言歌谣的身体，既是连接古老与当下的渡船，也是被潮水反复冲刷的礁石——当全世界的聚光灯让我成为瓦努阿图的文化图腾，却鲜少有人知道，每次登台前我仍会咀嚼一小片苦杏仁树叶，让先祖的苦涩与坚韧在齿间苏醒。
海浪声又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