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晨光刺破窗帘的缝隙时，我总会恍惚片刻——右手下意识伸向床头柜，摸到的却不是印着碎花图案的陶瓷马克杯。指腹沾上纽约公寓灰尘的瞬间，喉头涌上柏林老家紫藤爬满窗棂的潮湿气味。厨房里咖啡机轰鸣，黑麦面包在烤箱里蜷曲焦边，这套重复了三百多个清晨的仪式里，总有个幽灵般的间隙，让我踩在时区的裂缝上失重。
窗台上的天竺葵是从施普雷河畔带来的种子，此刻正用猩红花瓣吮吸哈德逊河的水雾。收音机里英语早间新闻与德语播客在微波炉的嗡鸣中缠绕，像两条互不妥协的声波河流。第六大道传来的警笛声撕开晨雾时，我惯常伸手去抚平并不存在的围裙褶皱——祖母用蜂蜡保养了半个世纪的亚麻布料，早已被布鲁克林洗衣房的烘干机绞成纽约式皱巴巴的形态。
药柜第三层抽屉里的抗焦虑药片锡箔剥落大半，信箱里躺着移民局盖着鲜红印章的信封，冰箱上被咖啡渍晕染的待办清单写着“九点律师视频会议”。但此刻我正蹲在衣帽间地板上，指尖摩挲着行李箱夹层里那张褪色的黑白照片：巴伐利亚森林的松针永远悬浮在父亲青年时的肩头，而相框玻璃倒影里，我的金发正慢慢染上皇后区地铁铁轨的锈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