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踏上这片土地时，我特意选了八月末的航班。温哥华机场的玻璃幕墙外，晚霞像打翻的枫糖浆，稠密地裹着停机坪上银灰色的钢铁飞鸟。推着塞满真空压缩袋的行李箱穿过海关，指纹采集器冰凉的触感至今还残留在指尖——那是我对加拿大最初的印象，如同这个国家给我的初遇，带着程序化的礼貌，以及礼貌之下某种需要解码的温度。
头半年住在北约克公寓楼第十七层，阳台正对着401高速公路的永动车流。深夜伏案填表格时，常被窗外规律的胎噪与警笛声惊动。当时总爱算汇率，超市里五加元一盒的蓝莓能换算成多少人民币；在地铁站台错把黄线当作队伍标识，被穿荧光背心的工作人员提醒时，脸比老移民门廊前的圣诞花还红。语言学校的波兰同学教我用硬币支付公交车费，加拿大盾硬币边缘的波浪纹，总让我想起苏州河泛着油光的涟漪。
真正让我触碰这个国家骨相的，反倒是在社区图书馆暖气片旁的发现。某个暴雪封门的下午，我用图书证上凹凸的钢印号借阅《英法双语入门》，扉页夹着的泛黄纸条突然滑落——那是张1979年的移民局文件副本，匈牙利姓氏的主人用紫色墨水写道：“今日学会用铲雪锹第三式，邻居老先生赠我枫糖饼，甜得发苦。”四百年前的欧洲移民，是否也曾在魁北克石砌的屋檐下，数着融雪从橡木横梁滴落的速度？
如今在密西沙加的公立学校走廊里，听见女儿用滑铁卢大学研发的拼读软件，在课间和原住民同学分享手机壳上的冰糖蓝莓图案，恍惚间觉得移民这件事，像极了多伦多三月街角的雪堆。看似坚硬的冰壳底下，早就有绒绒绿意从冻土里蜿蜒而出。上个月帮邻居铲车道积雪时，希腊老先生突然递给我一个保温杯：“试试真正的加拿大喝法。”零下二十度的空气里，TimHortons咖啡混着枫糖浆滚过喉咙，竟让我想起上海弄堂里母亲煨的桂花酒酿。两种不同的温热，在身体里奇妙地达成和解。
市政厅广场的青铜驯鹿雕像下，总有人用各国语言刻下祝福。今晨经过时，蒲公英绒毛粘在我的羊绒围巾上，仿佛这个终年穿雪的国家，正在用它的方式，将每位过客飘散的根须温柔收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