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尚未染红南太平洋的海面，新赫布里底群岛首府维拉港的殖民官邸内，三叶吊扇在潮湿的空气中徒劳地旋转。英国驻岛专员查尔斯·埃弗顿的手指掠过办公桌上三份不同语言的电报——伦敦的殖民地事务部、巴黎的海外领地总局，以及悉尼商会发来的货轮停运通知，都在这个1933年的雨季汇聚成蛛网般的困局。窗外，法国种植园主勒克莱尔的庄园正升起袅袅炊烟，三十公里外的马塔村，大酋长塔巴双手抚摸着祖父传下的猪牙项链，准备召集七个部落的长老。
这座被珊瑚礁环绕的群岛在殖民档案中仍被称作“新赫布里底”，但埃弗顿知道，每个黎明时分穿透椰子林的曙光里，都蛰伏着被双重殖民统治碾碎的原生文明。上个月从马勒库拉岛收缴的纳戈尔鼓还堆在仓库，鼓皮上古老的螺旋纹饰像未闭合的伤口，而此刻他最棘手的任务是说服法国同僚杜瓦尔，停止将疟疾肆虐的塔纳岛劳工转运至圣埃斯皮里图的椰子园。大萧条带来的银根紧缩让巴黎的股东们疯狂削减成本，悉尼的船运公司则威胁要暂停每月两次的补给航线。
当埃弗顿的钢笔在进口配额文件上悬停时，挪威人类学家卡尔森的独木舟正穿过桑托海峡。他的船底压着三本写满安布里语词汇的笔记，帆布包里装着用二十串玻璃珠换取的仪式面具——这个月第三个因白喉死去的孩童促使马勒库拉祭司举行了禁忌的“纳汪”祭祀，而他记录下了整个焚香祝祷的过程。八十海里外的班克斯群岛，澳大利亚传教士托马斯在礼拜堂后墙涂抹第七层石灰，试图遮盖土著学徒用赭石绘制的祖先图腾，但那些赤褐色线条如同地底岩浆，总在雨季返潮时浮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