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窗上的雾气还未消散,指尖触到冰凉的窗棂时,恍惚间仍会记起江南梅雨季的潮湿。房东太太送来的枫糖浆在暖气片上氤氲出肉桂香,这是多伦多深冬清晨特有的味道,混杂着昨夜雪粒子残留在窗台缝隙里的凛冽。我数着电炉上跳动的蓝色火苗,听着铸铁茶壶发出与故里老茶馆相似的咕嘟声,突然意识到,移民最深的痕迹原来都藏在嗅觉与听觉的褶皱里。
社区中心门前的长椅上总坐着几位穿貂皮大衣的老太太,她们用掺着俄语口音的英语教我辨认加拿大鹅与雪雁迁徙时的队形。当第一只红翅黑鹂在门前的枫树枝头筑巢时,我终于能在超市冷冻柜前准确分辨北美猪肋排与中国菜谱里需要的肋条部位。某个零下二十五度的暴雪夜,隔壁叙利亚大叔踩着齐膝深的积雪送来鹰嘴豆泥,我们蹲在漏风的门廊比划着手势,发现彼此手机相册里都存着万里之外母亲腌渍泡菜的瓦缸照片。
极光第一次漫过爱德华王子岛的海岸线时,我正在便利店值夜班。青绿色光带撞碎在落地窗上的瞬间,整排薯片包装袋都浸在魔幻的荧光里。来自孟买的送货司机突然推门而入,睫毛上结着冰晶却兴奋得像孩童,我们裹着同一条旧毛毯奔到停车场,看见立陶宛裔保安早已架好三脚架,镜头对准天际流转的星芒。三种语言编织的惊叹声中,我突然触摸到某种超越经纬度的颤栗——原来所有的故乡都是异乡褪去的壳。当四月的冻雨开始瓦解人行道上的黑冰,我发觉记忆中秦淮河的桨声正在与安大略湖的浪涌缓慢嫁接,像两股洋流在灵魂深处交汇,翻涌出带着咸涩却生机勃勃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