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风穿过法兰克福中央车站的穹顶，我在电子屏前反复核对即将到站的ICE列车时刻。手中攥着的移民局通知书边缘已微微卷起，那些印着公章的德文条款曾在无数个深夜里被逐字查证。母亲视频通话时总装作不经意地问起慕尼黑新公寓的暖气，我却能从她闪烁的目光中读懂那份小心翼翼的期待——这场跨越八千公里的迁徙，我们各自在时差的两端咀嚼了七百三十个晨昏。
当行李箱的滚轮声在月台响起，我忽然意识到团聚签证的正式生效其实始于更早的某个时刻。三年前柏林移民局柜台后的办事员曾推回母亲的材料：“您女儿刚工作，住房面积需要达到每人12平方米。”那天飘着冻雨，我站在租赁中介门口反复计算着收入证明上的税后数字，手机地图上闪烁的平价社区延伸向城市边缘。
筹备阶段比预想的更像一场精密手术。养老保险账单上的每个小数点都牵动着Kontoauszug的平衡，医疗保险的附加条款必须与使馆清单逐项校准。母亲每周三去老年大学恶补德语A1的情景对话，却在视频时懊恼卷舌音总带着吴语腔调。“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努力？”她抚平汉语公证书折角的焦虑，与二十年前送我登上赴德航班时如出一辙。
慕尼黑外管局的白炽灯管在深冬清晨五点就照见排队的异乡人。窗口工作人员指尖划过住房合同的手写备注时，我突然理解德国人为何执着于原件与复印件页码完全对齐——那些严格到近乎严苛的审查程序，实则是为每个家庭团聚故事构建起钢筋铁骨般的法律叙事。
如今母亲的医保卡静静躺在家庭信箱里，卡面欧盟旗与黑鹰徽章下印着她的中文姓名。每周四的德语融合课下课，她总会绕道玛利亚广场的面包店，用尚不熟练的句式给我带回结着糖霜的Brezel。当烤箱暖黄的光晕漫过厨房瓷砖，那些曾经折磨我们的住房面积证明、经济担保书、语言证书原件，都化作蒸汽凝结在窗户上，模糊了户籍登记处给出的居住期限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