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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店门铃第三次响起时，林夏才从货架深处抬起头。玻璃门外飘着东京初春特有的细雨，水珠沿着"玉出"二字招牌蜿蜒而下，在「業務用食材超安売」的荧光灯牌上折射出细碎的光。她下意识摸了摸左胸口，那里本该别着地铁闸机前摘下的黑口罩，却只触到羊毛开衫上起球的纤维。收银台后方的电子钟显示凌晨两点十七分，这个时间会来买关东煮的，通常是附近中华料理店打烊的福建帮厨，或是刚结束居酒屋兼职的越南留学生——直到三个月前，她也属于后者。
保温锅里昆布高汤的雾气漫过货架，在冷藏柜玻璃凝结成细密水珠。林夏用袖口擦去手机屏幕上的水雾，LINE对话框里躺着母亲今早发来的语音："阿女，你姑妈说新宿那边好多香港人开的茶餐厅招人......"未播放的红色圆点随着指尖滑动没入黑暗，货架深处传来铝罐坠地的闷响。她弯腰去捡时，瞥见自动门映出自己模糊的倒影：及肩卷发染回了黑色，美甲剥落的指尖捏着罐装麒麟啤酒，与身后排列整齐的饭团形成某种微妙的对峙。
这种对峙感从三年前蔓延至今。当她在湾仔的律师事务所帮客户填写投资移民资料时，当她在羽田机场接过印着"技術・人文知識・国際業務"的在留卡时，当她在目黑川的樱花树下听见粤语对话突然切换成日语时。东京都港区每平方公里的香港人数量较五年前增长三倍，法务省入国管理局的统计课却始终用墨色印刷体将这群人归为「その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