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本法务省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底，在日本中长期居留的中国籍人口总数达到76万余人，占全日本在留外国人总数的24.2%，连续18年保持最大外国人群体地位。这一数字相较于2012年的65万人增长了17%，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反映出中日两国之间人口流动的密切关联。
如果将观察周期拉长至近三十年，会发现中国移民日本的路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0年代《出入国管理法》修订后，日本首次开放技能实习制度，引发第一波以福建、东北三省为主的务工潮，促使中国籍在留人口突破20万关口。2010年代，随着日本扩大留学生接收政策和高端人才引进制度的实施，具有大学学历的年轻群体通过留学转就业渠道大量涌入。截至2022年，持"技术·人文知识·国际业务"签证的中国籍工作者已达14.6万人，占该类别外国人总数的36%。
地理分布上，东京23区以22.3万中国籍居民形成最大聚居地，其中新宿区、江户川区的华人商铺密度较十年前增长了三倍。大阪、神奈川、埼玉三地分别以9.8万、7.4万和5.6万的居住人数紧随其后，构成日本社会学家所称的"东亚跨国生活圈"。值得注意的是，近五年出现向地方城市扩散的趋势，北海道札幌市的中国籍人口增速达年均8.7%，折射出日本地方振兴政策与移民安置策略的联动效应。
在人口结构层面，20-39岁青壮年群体占中国籍在留者的58%，显著高于越南籍的43%和菲律宾籍的37%，这种年龄优势使中国移民成为填补日本劳动力缺口的重要力量。但数据也揭示出令人关注的现象：持有"定住者"或"永住者"身份的中国移民中，40岁以上群体的日语能力考试N1通过率仅为31%，低于巴西籍移民的46%，暴露出语言文化融合的深层挑战。
从迁移动因的维度分析，JICA（日本国际协力机构）2023年调查报告显示，56%的中国受访者将"子女教育质量"列为首要考虑，高于经济收入的48%。这一转变与日本推行的高度人才积分制度形成呼应——具备硕士学历且年收入550万日元以上的中国申请者，最短一年即可获得永住资格。与此同时，横滨、福冈等地华人教会团体调研数据表明，约有13%的中老年移民承认是为规避国内日益激烈的养老竞争压力而选择移居。
在疫情冲击下，2020-2022年间中国赴日移民数量仍保持年均2.1%的逆势增长，这背后既有中日薪资差距缩小的现实因素（东京都应届大学生起薪已从2012年的1.8倍于上海降至2023年的1.2倍），也映射出新型跨国生活模式的形成。大阪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追踪的150个样本家庭中，78%的家庭采取"中日双据点"居住方式，平均每年跨境移动3.2次，这种流动性生存状态正在重构传统意义上的移民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