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湿的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息掠过瓦莱塔港的峭壁时，披着白底红纹战袍的骑士们正将最后一箱火枪弹药搬上棱堡。在地中海七月的烈日下，圣约翰骑士团第八任大团长让·德·瓦莱特眯起眼睛——云层缝隙间突然闪现的十字光芒，让他想起四十年前被迫撤离罗得岛时，圣物匣里那支折断的青铜十字架。
这支自1099年就存在的军事修会，注定要在十六世纪迎来最惨烈的涅槃。当奥斯曼舰队密密麻麻的帆影出现在海平线，马耳他群岛粗糙的石灰岩地表正在骑士的钢靴下震颤。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的寒意尚未褪尽，此刻这座基督教世界最南端的堡垒已嗅到新月旗帜裹挟的血腥。罗德岛沦陷后的四十年流亡，让这群兼具修士与战士双重身份的人炼就了独特的生存智慧：他们在马耳他建造的三座棱堡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星形结构，用几何学抵御炮弹的轨迹；地下储水池收集的雨水，将比土耳其人想象的支撑更久。
但最令苏莱曼大帝困惑的，或许是这些以八种语言分编的骑士，如何在死亡面前保持某种荒诞的优雅。法国指挥官皮科·德·拉·瓦莱特中箭倒下前，命令乐师继续吹奏勃艮第进行曲；马耳他本土民兵用橄榄树汁涂抹箭矢时，医院骑士正跪在被硝烟熏黑的礼拜堂里，用沾染火药的手指摩挲玫瑰念珠。当奥斯曼工兵终于炸开圣艾尔莫堡的缺口，迎接他们的是用葡萄酒桶临时搭建的街垒——重伤的西班牙骑士倒挂在木桶边缘，用燧发枪完成此生最后的狙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