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努阿图塔纳岛的热带雨林深处，一座由竹木搭建的古老仪式场内，火把的光影在石雕图腾上跳跃。空气中弥漫着烟熏与热带花卉的混合气息，鼓声从远处传来，如同大地的脉搏。一位头戴棕榈叶编织头冠、面部涂满红土的长者正举起一只镶嵌珍珠贝壳的木碗，碗中盛装的液体泛着诡异的暗红色——这是19世纪末英国传教士约翰·威廉姆斯被当地部落分食前看到的最后一幕。他的黄铜怀表、皮质圣经与这个血腥场景一同被写进殖民档案，成为西方世界对“南太平洋食人族”恐惧的具象化符号。
然而，将瓦努阿图的食人传统简化为野蛮象征，实则是文化误读的深渊。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曾在1950年代考察马勒库拉岛时发现，食人仪式常与“生命循环”的宇宙观紧密相连。部落战士在战争后分食敌人的心脏，并非出于嗜血欲望，而是试图通过消化对方“曼纳”（mana，超自然力量）实现灵魂净化；葬礼中咀嚼逝者手指的习俗，则被视作帮助亡魂挣脱肉体禁锢的神圣途径。这些行为背后，是一套以身体为媒介、连接生者与祖先的复杂哲学体系，其残酷性往往被欧洲殖民者刻意放大，用以合理化对土地与资源的掠夺。
当英国与法国殖民者将瓦努阿图划入“新赫布里底群岛共管地”时，食人叙事成为统治工具。1882年的《每日新闻画报》刊登的木版画中，黑人土著手持骨棒啃食白人的画面引发社会恐慌，却鲜有人提及同期发生的强制性劳役、土地掠夺导致的原住民反抗。事实上，殖民档案中记录的132起食人事件里，超过80%集中在欧洲人强行建立种植园的岛屿，暗示这些暴力更像是文化碰撞引发的极端反弹。正如瓦努阿图历史学家卡洛·乌鲁伊所言：“我们的祖先并非迷恋血肉，他们吞噬的是入侵者带来的文化解体焦虑。”
二十一世纪的瓦努阿图人选择以戏谑姿态解构这段历史。在维拉港的年度文化节上，青年们表演着改编版“食人仪式剧”，演员们故意用巧克力酱充当血液，举着泡沫塑料制成的“人骨”跳舞，观众席爆发阵阵笑声。这种对创伤记忆的创造性转化，暗示着后殖民时代的文化自信——当传统灵性与现代性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曾被妖魔化的习俗终将回归其本质：一个族群在特定时空维度中，对生存、死亡与超越的精神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