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飞机降落在成田国际机场时，我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入境卡姓氏栏上方悬停了许久。二十世纪末留学日本期间，曾在京都古书店偶获《苗字の歴史》的手抄本，泛黄纸页记载的藤原、橘、源氏等氏族符号，就像封存在琥珀里的王朝碎片。三年前归化面试时，户籍课公务员将台灯光束调整到四十五度斜角，影子投在「姓氏选择注意事项」手册上刚好遮住「禁止使用旧华族、宫家相关称谓」的条款——这个细节使我至今仍会在深夜里惊醒。
霓虹灯下的法务局柜台，工作人员用带有关西腔的日语向我解释《户籍法》第八十六条时，我却在注视她制服胸前的金色樱纹纽扣。这些曾属于贵族家纹的图案，如今成为了国家公务员的制服配件，这种符号的流转本身就构成了某种隐喻。江户时代《苗字带刀許可状》的荣耀，在明治八年的《平民苗字必称义务令》中坍塌成遍地木札，而现代日本正用民法第七百五十条重新编织着新的身份秩序。
我在图书馆地下三层查到明治三十七年司法省的通达文书，泛蓝的誊写版字迹记载着某北海道开拓民因擅用“九条”姓氏被起诉的案例。彼时的法官在判决书里写下「氏名非个人所有物，实为社会契约之具象」，这句话被投影在市民讲座屏幕上时，在场归化申请者们的呼吸声突然变得沉重可闻。法律顾问公司推荐的二十个“安全姓氏”清单里，「佐藤」「田中」「铃木」排列组合出的平庸感，恰如银座精品店里那些去掉LOGO的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