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窗外的晨光泛着灰蓝色，我盯着天花板上水渍洇开的纹路，恍惚间又觉得那是富士山的轮廓。父亲的鼾声从隔壁传来，裹着潮湿的霉味渗进墙纸，榻榻米上散落着揉皱的日语教材，昨天用红笔标记的五十音歪歪扭扭爬满空白处，像褪色了的鲤鱼旗。
母亲在六叠大小的厨房煮茶泡饭，温水壶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来横滨三个月，她把中国带来的青花瓷碗都换成了轻便的塑料饭盒。水蒸气扑在她浮肿的眼袋上，那件印着“上海纺织厂”的旧围裙底下，藏着便利店深夜班的工作服。
弟弟隆介第七次把校服衬衫扔进洗衣机时打翻了酱油瓶。他坚持要叫这个日本名字，开学三天就把书包倒扣在教室垃圾桶上。“他们笑我分不清っ和つ的发音。”他踹了一脚烘干机，金属外壳发出空洞的哀鸣。母亲去中华街买来的假桂花插在酱油瓶里，此刻正随着他的动作微微震颤。
父亲照例在西装内袋揣着三包七星烟出门应聘。他的皮鞋跟磨得厉害，每走一步都会漏进几粒细沙，那是上周去江之岛海边捡贝壳时钻进去的。贝壳最后变成弟弟书桌上的铅笔盒，裂缝里还能看见海藻的残骸。
我在涩谷站迷路那天，手机导航里的机械女声和山手线的广播重叠成尖锐的蜂鸣。樱花吹进敞开的制服领口，便利店塑料袋里装着半价寿司和汉语标注的日语练习册。抬头看新宿塔楼映在瞳孔里的反光，突然记起上海弄堂口被台风刮断的梧桐枝桠，那些断裂处的年轮是否还裹挟着梅雨季的潮气？
隆介把摔碎屏幕的旧手机埋在阳台花盆里，说要种出能打电话回老家的牵牛花。母亲把便利店过期的饭团碾碎喂野猫，手指被塑料包装划出血痕时忽然说：“这里的月光比浦东重。”
午夜父亲的领带泡在漂白水里，像条垂死的银鱼。冰箱上贴满了他用汉字注音的日语敬语，某张便签被空调风吹落，飘到隆介沾满涂改液的作业本上——那里用红笔批注着“平假名书写不规范”，字迹锋利得能切开三文鱼刺身。
梅雨真正来临那天，我看见母亲把药妆店的工牌偷偷塞进和服腰带夹层。她乌青的膝盖抵着玄关脱线的坐垫，便利店塑料袋套住被雨泡发的高跟鞋。窗外电车站的红灯在雨幕里氤氲成上海弄堂口的糖葫芦亮光，父亲终于学会用便利店打印机把简历印成日式竖版。
隆介的校服第二颗纽扣丢了，他说要等到毕业那天送给某个日本女生。我藏起被樱花过敏催红的眼角，往便当盒里塞进昨天剩下的唐扬鸡块。碎花便当布包裹着的，是弟弟不肯再吃的韭菜馅煎饺，那些母亲坚持用平底锅煎出的焦黄痕迹，在日式便当盒里像一块愈合不了的旧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