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瓦努阿图群岛的黄昏里，咸涩的海风裹着椰香漫过铁丝网，我常常蜷在监狱角落的水泥地上，数着皮肤被烈日灼出的裂纹。这个以“幸福指数”闻名的国度，牢房墙上却爬满了霉斑与殖民时代留下的英文涂鸦——那是六十年前法国狱警用枪托刻下的《人权宣言》。我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胸前烫金的十字架，这件来自西班牙传教士的礼物，此刻正随着心跳频率嵌入皮肉，成为某种荒诞的救赎烙印。
三天前，当澳大利亚海警的快艇切开珊瑚海的晨雾，我怀抱着防水袋里二十公斤的比特币矿机主板，忽然想起本地人的传说：每当白人的货轮靠岸，祖先的灵魂便会掀起飓风。那些在维拉港码头轰鸣的集装箱，装着纽约的金融协议、悉尼的赌场筹码和东京的电子废料，最终却像搁浅的座头鲸，腐烂在我们这些岛民黏着盐粒的指甲缝里。审判长宣读判决书时，他的英式口音让“虚拟货币洗钱”这个词组变得像热带水果般甜腻多汁，而旁听席上，我戴着玳瑁手镯的祖母正在用比斯拉马语低声诅咒，诅咒所有将椰子换成区块链的子孙。
此刻铁窗外，蓝绿色海水正温柔舔舐着珊瑚骸骨，四百年前英国探险家库克船长曾将这种生物的骨骼误认为地狱之门。我嚼着发放的木薯饼，突然笑出声来——或许这才是真正的南太平洋悖论：当全球资本如涨潮般漫过这些火山岛时，我们这些被称作罪犯的人，不过是第一批学会在数字浪潮中闭气潜泳的珊瑚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