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的法兰克福机场泛着冷白色的光，我攥着登机牌在海关窗口前排队，袖口沾着三十小时转机留下的廉价航空饼干屑。穿深绿制服的工作人员翻开我的护照，突然用德语抛出一串问题，声调像铸铁水管敲在混凝土地面上。我喉头发紧的瞬间，行李箱滑轮还在身后瓷砖地上划出细密的颤音，那些提前背熟的德语应答模块突然溶解成黏稠的沥青，堵住了声带。
雨水成了我在德国的第一门语言。降落第三天，当阴云压碎超市门口郁金香花束的明黄色时，我终于学会用围巾裹住半张脸走路——这里没有台北便利商店屋檐连成的庇护所，雨丝总是精准刺进衣领缝隙。公寓楼下Rewe超市的面包区总飘着碱水结的焦香，某次我被这气味蛊惑着买了四个Brezen，结果在厨房发现冰箱根本塞不下。德国房东老太太看到我把发硬的碱水结泡进热可可时，露出目睹凶案现场般的惊恐表情。
真正的雷暴在市政厅外广场炸开时，我正对着资料清单第十一项发愣。"Meldebestätigung"这个单词在表格上裂成锋利的音节，像突然跳闸的顶灯。排队的土耳其裔公务员用圆珠笔尖戳着文件空白处："SiemüssenhiereinStempelhaben."她改用英语时的口音让"印章"这个词听起来像某种中世纪遗物。我摸着口袋里被体温焐热的中国身份证，忽然发现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后，自己仍在各种印章的迷宫里砌着新的砖块。
德国冬天教给我的计量单位是Pfand。积攒塑料瓶换押金的叮当声逐渐替代了台北夜市硬币的清脆，我在公寓地下室开辟出专属的"储蓄罐"——装酸奶的塑料杯按0.25欧元排列，啤酒瓶依照绿色棕色分门别类。某个雪夜揣着二十个空瓶去超市回收机，硬币吐出的金属响动里突然掺进人声："中国人都这么勤俭？"转身看见邻居老头狡黠的笑眼，他手推车里的玻璃瓶正在橙黄灯光下折射出教堂彩窗般的碎芒。
现在晨跑经过市立公园时，我能分辨红松鼠和棕松鼠在橡树枝间的跳跃频率。去年栽种的樱花树在寒风中蜷缩着，但那些裹着防水布过冬的玫瑰丛提醒我：三月的巴伐利亚人会像迎接新生儿般解开冬季防护。路过面包店飘出茴香籽面包的香气时，某个台湾小笼包蒸腾的热气会在视网膜上短暂显影，如同两地时差还未消散的光斑。超市收银员终于不再问我是否需要塑料袋，而我的钥匙串上挂着淋雨生锈的Pfand硬币，正慢慢长成新皮肤的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