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暮色笼罩的东京山手线电车里，我的目光总会被车厢内流转的光影捕捉。玻璃窗映着西装笔挺的上班族们整齐划一滑动手机的模样，指尖在荧光屏上折射出星点微光。车厢门上方跳动的电子站名掠过银座、新宿、池袋，仿佛在播放一卷没有结尾的胶片电影。六年前攥着单程机票降落在成田机场时，我断然不会想到，这片总在日剧里闪烁的霓虹灯，终将成为需要仰头确认星座方位的第二故乡。
最初对日本的向往沾染着樱粉色的滤镜。作为在中国某座二线城市长大的"平成儿童"，樱花树下吹奏萨克斯的少女、便利店收银台后折叠成完美直角的纸币边缘、深夜食堂里飘出的味噌香气，共同编织成某种近乎宗教般的神圣想象。直到语言学校的第一个冬天，我在超市冷藏柜前捧着特价煎饺不知所措——包装袋上密密麻麻的片假名标注着"业务用"，而结账时店员突然用敬语问"需要加热吗"，让我在保温箱蒸腾的白雾里窘迫地涨红了脸。
正是这些细微如雪籽般的瞬间，渐渐压弯了留学生活的枝桠。租住的六叠榻榻米房间，清晨总会被隔壁独居老人咳嗽声惊醒；参加社团活动时，后辈们九十度鞠躬问候的分寸总难以把握；研究室教授将修改十四遍的论文轻轻推回，镜片后的眼睛像测量游标卡尺般精准。当签证更新材料第三次因印章角度偏差被打回，行政书士事務所暖桌下，我忽然发现小腿上已悄然浮现与京都老妪无异的细密静脉网。
转折始于某个梅雨季的傍晚。抱着试作失败的和果子蹲在研究室走廊，被路过的田中教授拽去居酒屋。"中国ならこうするでしょう？（在中国的话会这么做吧）"他咀嚼着盐烤银杏突然发问，昏黄灯光下，这个曾让我修改课题方向七次的老学者，正用筷尖在沾满水汽的桌面上描绘太极图案。或许就是从那天起，"在日外国人"这个标签逐渐褪色，化作皮肤下层难以察觉的透明茧衣。
如今穿着定制西装穿行于新宿的高层写字楼，我已能像辨认故乡梧桐叶脉般熟稔东京的生存法则。早晨自动贩卖机叮咚作响的旋律，比手机闹铃更能唤醒身体记忆；年末年始寄往中国故乡的贺年状，总会多备一份手写版给街角洗衣店的老夫妇；当后辈紧张地问及归化面试细节，我能指着会议室窗外隅田川的游船笑道："看，当年我就是乘着那样的水上巴士，把在留卡弄湿的。"
移民监最后一年某个深秋的深夜，加班结束路过上野公园时，瞥见树影里若隐若现的乌鸦巢。这个曾被视作不祥象征的漆黑生灵，此刻正衔着反光的易拉罐环飞向巢穴，金属碎屑在月光下闪烁如星辰碎钻。恍惚间想起语言学校时代的某个清晨，宿管老奶奶手把手教我垃圾分类时，枯枝般的手指划过可燃与不可燃标识的凝重，宛如某种传承仪式。当法务局的归化许可书与故乡父母的信札并排躺在书桌上时，我突然意识到，所谓移民的真正含义，或许就是在异质土壤里培育出既能开樱花又能结银杏的混种乔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