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的南太平洋漆黑如墨，远处亚苏尔火山低沉的轰鸣声混杂着椰子树叶的沙沙响动。我从摇摇晃晃的铁皮屋里翻出应急手电筒时，隔壁泥巴墙后突然亮起火光——穿着草裙的老妇人玛塔正蹲在地上，慢悠悠拨动柴堆上的芋头，火星溅在她脚边堆成小山的火山灰上，像撒了一把橘红色的萤火虫。
“今天会有台风。”她吐出含混的比斯拉马语，裹着月光的指尖划过我发间纠结成团的盐粒。这个三平方米的铁皮屋在飓风季总像在跳弗朗明哥舞，但玛塔总说比起三十年前部落迁徙时睡过的树干吊床，这已经是顶好的住处。
我逐渐习惯这里的钟摆被浸在蜂蜜里。快递迟到三周被统称为“昨天的事”，村长开会总要等到第五朵鸡蛋花开才宣布散场。十七岁男孩安德森带着六个弟妹给我送烤香蕉时，总会从兜里掏出沾着锈迹的诺基亚翻盖机，屏幕裂纹里嵌着中国商店卖的劣质钢化膜。“脸书，赞！”他笑嘻嘻展示着三年前保存的朋友圈截图，泛黄相册里却分明藏着他父亲用鲨鱼牙换回的贝壳货币。
集市角落的台湾杂货铺在雨季总会堆起发霉的纸箱，老板娘用闽南话咒骂着延误的货轮。那些印满简体字的洗发水瓶身上，不知第几次出现了攥着树皮钱包犹豫的主妇们。她们的孩子却在放学后光脚冲进浪花，用渔网兜着太平洋馈赠的蓝鳍金枪鱼，鱼尾扫过沙滩上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铸铁邮筒。
夜晚的库瓦树汁酒宴上，长老将最后半瓶自酿卡瓦酒倒进我的竹筒杯，耳垂挂着的野猪牙碰在杯沿叮当作响。“北京的地铁不会睡着吗？”他嚼着胡椒根眯起眼，七十年的皱纹里蓄满星光。火堆对面弹奏班卓琴的少年忽然仰头大笑，树皮做的琴弦在他指尖断成两截，跌落时惊醒了石缝里熟睡的椰子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