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踏上加拿大的土地时，寒风像无数根细针般刺透大衣，呼吸在空气中凝结成白色的雾气。手中紧握着磨损的护照和移民文件，耳边此起彼伏的英语对话仿佛带着回声，每个单词都在提醒我：这里的一切都需要重新学习。那天的多伦多皮尔逊机场如同巨大的迷宫，我站在行李转盘前，突然意识到贴在行李箱上的“FRAGILE”标签，恰好完美形容了自己此刻的状态。
最初的三个月像是被按下了慢放键。超市收银员询问“Doyouneedabag?”时，我总在慌乱中举起五个手指——误将“bag”听成“egg”；公交车上的电子报站屏幕像一道解不开的数学题，直到某次坐过七站后，我用红色记号笔在手掌画下歪歪扭扭的街道标志。最难忘的是第一场社区中心的冬季活动，当所有人围成圆圈做自我介绍时，我脱口而出的“I’mnervous”被听成“I’mnurses”，引发善意的哄笑，却在那个瞬间突然松动了某种坚硬的心防。
语言学校的浅绿色教室里藏着太多秘密。巴西同学卡洛斯的笔记本边角卷着咖啡渍，他总在语法练习时画出足球场战术图；伊朗姑娘莎拉随身携带的薄荷糖罐里，装着用波斯语写的励志小纸条。当我们结结巴巴地争论“枫糖浆该浇在煎饼还是华夫饼上”，当老师举起印着驼鹿图案的单词卡，当窗外的雪渐渐覆盖了错写的作业本，破碎的英语意外生长出新的根系。
现在经过TimHortons的红色招牌时，我的耳朵已能自动过滤背景噪音，精准捕捉“double-double”这样的暗号。前日帮迷路的游客指路后，对方那句“你的英语完全没有口音”让我哑然失笑——这大概是最美妙的误会。或许真正的语言从来不止于词汇表，而是在结冰的湖面上牵手滑行的孩童笑声，是超市里陌生人主动递来的硬币叮当，是深夜里突然听懂的电台老歌。新大陆的轮廓，正通过这些散落的音节渐次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