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雨滴在玻璃上蜿蜒出细密的纹路，手机屏幕在昏暗的租屋间忽明忽暗。小林健太第三次刷新入国管理局的网页页面时，手指悬在“HIV阳性者需提交额外诊断书”那行小字上方，迟迟未能落下。这间六叠大小的公寓里，药盒堆叠在泡面碗旁，泰语版的《东京生活指南》扉页上，还留着三年前曼谷医院里医生那句“日本医疗先进”的潦草笔记。
签证更新材料在榻榻米上铺开成扇形，每张纸都像一道无形的铁栅。健康诊断书的墨迹未干，专科医师的印章旁多了一行手写的“按规定无需隔离治疗”，笔锋用力得几乎划破纸张。然而三周前区役所职员的微妙后退、便利店店员接过零钱时迅速抽回的手，依旧在记忆里灼烧。健太拧开瓶盖，五颜六色的药片滚落掌心——这些维系生命的复合制剂，在故乡会被称作“上帝的惩罚”，在这里却是精密分装好的希望。
地下铁通道里的反艾滋歧视海报在夜风中卷起边角，荧光字写着“谁都有可能”，但法律条文依然将HIV阳性者与毒品犯罪者并列在“可能危害公共卫生”的条款里。每周四的支援团体聚会上，菲律宾籍的玛丽总带着手工曲奇，她的特别居留许可还有八个月到期；越南少年阿隆把抗病毒药藏在维生素瓶里，他打工的居酒屋店长昨天刚说要检查健康证。玻璃窗外，东京塔的灯光穿透雨幕，在他们讲述的间隙投下细长的光影。
健太想起上个月在羽田机场见到的场景：海关检疫犬嗅过某个非洲旅客的行李箱时，队伍中突然响起的窃窃私语。那些被压缩成数据报表的“年新增感染者”，在入管局的等候大厅里，都是攥着病历发抖的活生生的人。某位官员曾私下告诉他，阳性者的在留资格更新“成功率不比赌马高”，但当支援律师翻出厚生劳动省的最新指引时，文件边缘的咖啡渍恰好晕开了某条歧视性条款的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