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推开区政府玻璃门，攥着在留资格认定书的掌心已经渗出细汗。柜台后的公务员抬起头，目光在我泛黄的材料页上停留三秒，突然露出标准化的微笑：“祝贺您，池田先生盖完这枚章就正式成为新宿区住民了。”电子钟显示2016年4月1日，背后排队的外国人队伍蜿蜒至旋转门外，俄语、越南语和中文的碎语在樱花飞絮里浮沉。
那年外籍居民首次突破232万人，同比激增15%。东京都心三区的菲律宾护理师、福岛重建现场的中国工程师、京都老铺里的越南学徒，构成平成时代最后的移民潮。霞关的官员们连夜修订《出入国管理法》，将“高度专业人才”积分制门槛从70分降到65分，某位通宵起草法案的课长在笔记里写道：“少子化如同雪崩，我们必须跑赢岩层断裂的速度。”
语言学校的樱花树见证着更多忐忑。29岁的上海程序员林原每天揣着《大家的日语》挤山手线，直到某个暴雨夜，他盯着新宿站满墙汉字却依然迷路时，突然抓住身旁日本老者的伞柄：“请问西出口...”后半句日语卡在喉间，老者却用中文反问：“要抄近道去大久保？”移民城市的褶皱里，类似的戏剧性时刻每天都在发生。
经济产业省的秘密报告显示，中小企业34%的机械加工岗位依赖外籍劳动者。大阪某町工厂主山田在访谈中泄露焦虑：“本地年轻人宁可去便利店也不碰数控机床，要是没有中国小组长带着越南团队，我的工厂撑不过泡沫经济后第二个冬天。”这种底层的共生关系，比霞关的移民政策更早扎根于列岛土壤。
文化冲击化作居酒屋的日常喜剧。阿根廷日裔三代移民美智子至今记得，当她用关西腔提醒部长“别总让中国实习生加班”时，整张桌子突然安静得能听见冰球落杯的声音。“后来部长找我谈话，说日本职场规矩就像抹茶，必须经沸水冲泡才能激出香气。”她轻晃着半杯Highball，“但泡沫经济破碎那代人，自己早就变成凉白开了。”
平成最后三年，归化人数以每年8.2%幅度递增。当神户中华街的第三代移民中村在户籍课签下“田中翔太”时，公务员指着“保留原姓氏”的选项提醒：“现在很多华裔都选这项。”他摇头轻笑，窗外垂樱纷飞如雪——这个春天，横滨某小学30%新生护照盖着入境戳，黑板上“歓迎”的汉字被故意写成更大的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