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第一艘悬挂菊纹旗的汽轮驶入扬州港时，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桐油木箱阻住了渡板放下的角度。穿藏青工作服的日本技术员望着挑夫脊背上滚落的汗珠，举起相机却又放下——1923年初春潮湿的江风里，大正移民团带来的十六架缫丝机正在海关仓库等待组装，穿长衫的钱庄掌柜们已在茶楼铺开地契账册，用算盘珠叩击着不同于东京三井银行的利率规则。
这些来自九州、四国的平民怀揣拓殖公社的"大陆开发债券"，在江淮平原的晨曦里分辨不出稻秧与稗草的区别。他们用京都腔询问扬州车夫"个园"的票价，却在盐商宅邸的砖雕上看见鲤鱼化龙的纹样与自家家纹惊人相似。农学博士吉村在宿迁试验场的记录本里夹着半片银杏叶，泛黄纸页间工整标注的"扬子江流域酸性土壤改良方案"，墨迹总在与隔壁水车木匠削出的黄杨木刨花相互晕染。
挎着三味线的女教师在小学校教《平家物语》，童声朗诵却混杂了码头劳工哼唱的茉莉花调。当南京国民政府的海关缉私艇划过暮色，浪涛拍打着船舷上"高砂丸"的残影，虹桥町移民屯垦所晾晒的柿饼正在竹匾里缓慢渗出糖霜，与里下河渔民腌制的腊鱼共享同一个月亮。那些被双向折叠的时空，在窑湾古镇的青石板上拓印出和服腰带与瓜皮帽交错的倒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