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开窗户，薄雾中流动着浅灰色的晨光，四月的空气里悬着若有若无的樱花气息。楼下便利店自动门的叮咚声与自行车的刹车声次次重叠，让我想起三年前初到东京的那个清晨，手里攥着皱巴巴的日语会话手册，在品川站地下迷宫中兜转四十分钟的惶惑。那些贴在便利店玻璃门上的招工启事，用片假名标注着时薪「1150円」的字样，此刻已被我工整地叠进抽屉最深处，和大学讲师聘书、永住许可通知书并列存放。
异国生活总在细枝末节处露出尖锐的棱角。最初三个月里，我总在深夜被垃圾分类手册里的图形符号惊醒——三角循环标志在梦里化作咬住衣角的怪兽，逼迫我把奶茶杯盖与吸管套袋分置不同的半透明垃圾袋。直到某个梅雨时节，房东太太端来手作羊羹，看到我玄关处严整排列的七色垃圾袋，捂着嘴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泛着光：「中国人做事果然细致，不过ペットボトルのラベル（塑料瓶标签）其实可以等到回收日再撕呢。」
融入的密码往往藏在语言的褶皱里。当我能精准分辨「頑張って」在不同场合的温度差——便利店店员机械的祝福与学生课后郑重其事的加油绝不可混用，那些曾经如透明结界般笼罩着生活的水泥墙面，忽然裂开了细小的缝隙。日语教授第一次把我的随笔作业当作范文朗读时，全班响起的掌声让我听懂了敬语体系中那个微妙的「ます」后缀，不只是语法结构，更是保持适当疏离的温柔。
生存压力与精神乡愁在第三个冬天达成奇妙平衡。除夕夜研究室空无一人，我裹着优衣库发热内衣校对论文，LINE群突然炸出中文系留学生的召集令。挤在池袋中华物产店二楼吃速冻水饺时，听到老板用东北话吼后厨「酸菜馅没解冻」，忽然意识到自己早已习惯用关东煮的汁拌饭，却在这个瞬间被饺子蒸汽灼痛了眼眶。
去年樱花最盛时，我站在讲台上望着阶梯教室里深浅不一的黑发，恍惚看见二十六岁那个站在语言学校玄关不敢脱鞋的自己。当有个越南女生怯生生问我「先生、日本で孤独になりますか」，我把已经到嘴边的「大丈夫」咽了回去，指着窗外说：「你看那些电线杆上并排站着的麻雀，它们永远保持着15公分的社交距离，但这不妨碍共享同一片东京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