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在爱琴海上空盘旋时，机舱内突然暗了下来。我贴着舷窗，看着云层破开一道琥珀色的裂缝，落日像融化的黄金，一滴一滴坠入海面燃烧的蓝里。右手下意识去摸衬衫口袋里的护照——深蓝色封皮烫着圣基茨联邦的鹦鹉徽章，棱角被加勒比海的风磨得发软——此刻却被机舱冷气浸得冰凉。
三小时前，我还在圣基茨的棕榈树下撕开一颗青芒果，粘稠的汁液顺着掌纹流成热带河流。岛上的老人常说，这里的海盐里渗着被烈日晒化的时间，能让灵魂松弛成吊床的弧度。可当圣托里尼的悬崖白屋从云层下方突然刺出时，那些浸泡在朗姆酒里的日子突然像隔着重影的滤镜——白得晃眼的墙体正将最后一线阳光折射成青铜器的光泽，恍惚间竟让我想起圣基茨种植园里那些生锈的糖厂烟囱，同样是殖民时代的残影，一个被海风吹成琥珀，一个被岁月锈成铁灰。
空乘提醒系紧安全带的广播惊醒了思绪。机翼划过某座无名小岛，咸湿的海风忽然裹挟着机舱内某种类似没药的气息。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三千年前腓尼基商船运往爱琴海的味道，是圣基茨甘蔗田里黑奴被烈日蒸发的汗液，也是此刻降落指示灯在暮色里闪烁的频率。当起落架接触克里特岛土地的瞬间，两个世界的经纬线在我脊椎里纠缠成双螺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