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成田机场的那天，东京正飘着细雪。我拖着两个32公斤的行李箱在自动门前愣了三分钟，头顶传来「ご利用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的机械女声不断重复，手里攥着三个月前在台北日语补习班考取的N4证书突然发烫——当便利店店员用弹舌音问我「レジ袋要りますか」时，我才发现教材里的「いりません」根本卡在喉咙吐不出来。
住在龟户团地第三个月，垃圾处理时刻表逐渐代替了手机时钟的功能。凌晨五点被「叮咚」声惊醒的次数，终于比听见楼下醉汉唱演歌的次数多了。阳台外晾着的速干衬衫总沾着梅雨季节特有的霉味儿，却在某天收衣服时发现了隔壁老奶奶用夹子别在上面的防潮包，附赠的便签纸画着歪扭的晴天娃娃，墨迹被雨水晕染成蓝色的花。
便利店的黄金薯饼永远是下午三点钟最脆，而街角的柏青哥店会在每月十号补货最新的奥特曼弹珠。区役所窗口的职员教会我用「すみません」开头会比直接说「不好意思」更快获得帮助，巡逻的警察听说我来自台湾后，忽然切换成夹杂着中文的日文分享他在九份吃过的芋圆。现在我的冰箱贴着垃圾分类指南和手写五十音图，底层的冷冻格里却藏着台南妈妈寄来的虱目鱼丸。
当超市收银台的显示屏跳出3580円的瞬间，我的右手下意识去摸左侧裤袋——这个曾经被台湾711店员训练了三十年的动作，在全家便利店小哥诧异的眼神里突然僵硬。而此刻巷口那株八重樱忽然落在我肩头，突然领悟到所有「間違える」都变成扎根的养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