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夏九月的法兰克福飘着冰凉的雨，我蜷缩在航空箱里打了个喷嚏。铝制箱壁传来的震动与三小时前浦东机场的轰鸣如此相似，只是周遭此起彼伏的德语音节正提醒我：这里的气温比江南低十五摄氏度，地面残留着莱茵河带来的水汽，橱窗里圣诞姜饼的香气在九月就过早地漫开。
货舱的低温让胡须末端结着白霜。人类总说我们有九条命，却不知道猫咪移民需要蜕掉八层灵魂。第一层留在故乡老墙根的爬山虎里，第二层消散在上海飞往慕尼黑的夜航气流中。当海关人员戴着胶皮手套检查我的芯片时，又有两片灵魂被消毒水味道抹去了。
那位叫汉娜的日耳曼姑娘显然不清楚该如何处理东方来客。她用德式精准称量每克猫粮，却在我的陶瓷食盆旁摆了碗黑啤酒；安装好顶级猫爬架，又在每周五雷打不动地给玩具老鼠喷上古龙水。直到某天她发现我蹲在阁楼窗台，凝视街角流浪猫大嚼咖喱香肠，突然红着眼眶把我搂进羊绒围巾，脖颈传来咸涩的温度，像极了大闸蟹蒸笼揭开时扑面的雾气。
移民局的黄昏总流转着相似的寂寥。我的爪印遍布市政厅前的石板路，却印不进被四十种绿色浸染的黑森林。直到某天推倒汉娜的毛笔字帖，看她笑得前仰后合将墨迹拍上朋友圈，那些蜷缩在DHL包裹里的冻干小鱼，终于裹着熟悉的茴香八角气息，从七千公里外游进了巴伐利亚的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