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三年早春，大连码头笼罩在咸涩的海雾中。佐藤俊吉握着三等舱船票的手掌渗出汗水，木制舷梯在他脚下发出咯吱声，混合着孩童的啼哭与商贩的叫卖，在耳边织成混沌的网。当汽笛声撕裂晨雾，这位来自爱媛县的制靴匠还不知道，箱笼里二十双新纳的草鞋即将叩开辽东半岛的另一种人生。
日本移民的皮靴最初踏碎的是殖民地的冻土。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墨迹未干，旅顺民政署的户籍课便迎来首批三百名自费移民。他们多是关西破产商人与浪人，用随身携带的竹刀驱赶中国菜农，在青泥洼泥泞的滩涂上搭建起错落的板房，又在屋檐下挂起褪色的"金太郎"达摩玩偶。这些由三井物资助推的"试移居者"，很快在连锁商店与当铺构成的微型社会里，尝到了异乡发迹的滋味。
真正改变城市肌理的是"关东州农业移民"计划。随着满铁会社的轨道向满洲腹地延伸，数以万计的农民携家带口涌入大连郊野。在周水子垦区，四十四岁的岩本重藏带领七个县的同乡，用从札幌带来的改良犁翻开黑土地，却因水土不服导致马铃薯疫病暴发。这场农业灾难意外催生了酱油酿造作坊的兴旺，发酵缸里翻涌的琥珀色液体，竟成为中国人厨房的新宠。当岩本的孙女美代子穿着辽东蓝染布裁制的和服出嫁时，陪嫁的十口酱缸在殖民地的婚俗中成了财富的象征。
1932年后，移民浪潮裹挟着更多复杂面孔。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松田彻用流利的北京话混迹于大连税关，他的满蒙研究论文被裱进殖民管理局的档案；艺妓出身的浅野千鹤子在浪速町支起"朝颜亭"，漆器食盒里盛着用关东州樱桃腌渍的奈良渍；朝鲜族劳工金永哲在码头扛运日本移民的樟木箱，箱角烙着的"堺港制"火印在月光下忽明忽暗。这些重叠的身影交织成畸形的共生体，把大连塑造成文化杂糅的标本。
随着昭和十年代战局吃紧，殖民地的晨光日渐黯淡。当苏联红军的坦克碾碎春日町的相生市场，残留的移民在满铁医院废墟里翻找碘酒纱布，突然发现胡同口王记药铺的幌子早已换成中文。那些精心培育的樱花树依旧年年绽放，却在南满洲的季风里，开出比故乡更加浓烈而短暂的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