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十二点，维多利亚港的霓虹灯在落地窗上投下细碎光斑。我把行李箱里最后一本《标准日本语》塞进即将海运的纸箱时，手机突然亮起三则推送：池袋中华物产店转让，福冈住宅地价涨幅突破历史新高，港岛区某国际学校宣布增设日语部。堆满纸箱的客厅里，香港与日本在地图上的直线距离突然被压缩成一个诡异的折叠空间，仿佛只要撕开壁纸下新刷的防水涂料，就能看到东京湾晚风中漂浮的月亮。
这种空间错位感在湾仔的移民中介事务所最明显。落地玻璃外叮叮车正拖着百年轨道声驶向铜锣湾，室内整面LED屏幕上交替播放着北海道滑雪场和东京塔夜景。西装革履的顾问将投资移民方案平铺在梨花木茶席上，抹茶粉在瓷碗里画出的涟漪带着京都鸭川的水色，表格里的数字单位却在港元与日元之间闪烁。“申请永住需要连续十年纳税记录，”他的指甲轻轻叩击某页条款，“但香港特区护照还能免签九十六个国家。”
移民资料袋里的中日文文件正在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香港存款证明书上的银行印章墨色未干，大阪某区役所发行的住民票已用明黄便签重点标注。当我用红色原子笔在京都租房合同签下名字时，笔尖渗出的墨水突然幻化成旺角街市海鲜档口流淌的冰水，沾湿了案内所提供的东京二十三区垃圾分类手册。某种深红色的潮汐开始涨落，漫过浅草雷门灯笼上垂挂的电子汇率显示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