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加达的雨季总在午后准时降临。我隔着便利店淌满水雾的玻璃窗，看街边卖沙嗲的小贩手忙脚乱支起塑料篷布。油亮的酱汁滴落在积水里，晕开暗红色的涟漪，这个场景突然与七年前在池袋便利店的记忆重叠。当时我攥着五十音图卡片，货架上"おでん"的标签在蒸汽中模糊成陌生的符号，后颈贴着入职培训时统一发放的白衬衫，汗湿的衣料让东京三月的风都变得粘稠。
储物柜钥匙硌在掌心，那是浅草居酒屋老板给我的第一样东西。"印度尼西亚人？"他上下打量我染回黑色的头发，"知道怎么擦榻榻米接缝吗？"旋转楼梯下传来洗碗工用菲律宾语哼唱的民谣，漂白水的气味里，我发现这座城市的毛孔中栖居着无数个漂泊的岛国。每到盂兰盆节，来自泗水的老板娘会在后巷摆出插着丁香的贡品盘，淡巴菰的烟雾裹着她沙哑的呢喃："这里的神明和爪哇的祖宗，总该有个能听见吧？"
语言学校的樱花开了七季，我的假名终于不再带着巴达维方言的尾音。上野公园里印尼留学生举办的独立日庆典上，穿纱笼的姑娘们端着加多加多沙拉穿梭，辣椒混合花生酱的香气里，某个瞬间我以为自己站在婆罗浮屠的晨光中。直到隔壁展位的越南男生用关西腔喊我递酱油，西装革履的日本丈夫正在教我们三岁女儿折千羽鹤——那张混血面孔倒映在铝制便当盒盖上，忽然分不清哪边才是镜中人。
横滨码头的海风依然裹着咸腥，却再不会在皮肤上结晶出故乡的盐。昨夜视频时母亲指着龟裂的良姜根大笑，说我家阳台种的罗勒总带着日本梅雨的潮气。凌晨换班走出便利店，自动门叮咚声响惊飞了觅食的乌鸦，它们在霓虹灯牌间盘旋的身影，与雅加达清真寺上空盘旋的鸽子并无不同。
